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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9月，那时我六岁，小学一年级的崭新书包还散发着帆布和希望的味道，开学还不到两周，日子被分割成了白天学校晚上家，直到那个傍晚，生活的刻度被永久地改写了。
放学路上，我和堂弟俩踏着落日的余光，追逐着被落日拉得老长的影子，打心里今天和以往任何一天没什么两样，有说有笑，有打有闹，谁也没有察觉，命运正在前方悄然布设转折。
我俩一个箭步跑进屋前的院子，看到家门还没开，屋里黑黑的，没亮灯，一阵疑惑在脑子里打转“爸妈他们去哪儿了？，平日里早就在家做晚饭了”。我踮起脚，将眼睛贴在门缝上，瞄了瞄，只能看到一片虚无的暗色，心里有些忐忑“难道是收稻子去了？帮别人打稻子去了？还是去别人家吃饭去了？”。
天渐渐地黑了下来，心里的“小人儿”也越来越慌，在门口的门槛石上，两个小小的身躯紧挨着，仿佛这样就能抵御正在降临的黑暗，紧靠着坐在一起，焦急却又坚定地等待着。
农村的夜晚显得格外的寂静，我俩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以及肚子里的咕咕叫声，饥寒交迫。一股情绪憋在身体里面到处乱窜，急切地想要找到出口。“他们去哪里了嘛，还不回来。”堂弟低声嘟囔着，夹杂着低声抽泣；不一会儿，这抽泣变得越来越有节奏，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与凄凉，像一根细细的针，刺破了我努力维持的坚强。霎时，一阵酸楚涌上我的鼻腔，击垮了我坚强与忍耐的防线，绷不住了，眼泪瞬时脱框而出，在黑夜中格外地放肆，我加入了哭泣的队伍，不顾一切地将悲伤与无助往外倾倒，一声声地哭喊着“妈妈、妈妈……”，堂弟在我加入后，在我的哭声壮胆下，变成嚎啕大哭“妈妈、妈妈……”。我们比赛似的哭喊着“妈妈”，声音在空旷的院落里碰撞、回荡，最后被无边的黑夜吞没。哭声里不只是饥饿和恐惧，还有一种朦胧的预感。不知哭了多久，眼泪流干了，只剩下时不时的抽噎。堂弟靠在我肩上睡着了，睫毛上还挂着泪珠。我望着满天越来越密的星子，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孤独。
幺奶奶的呼喊打破了我的沉思，从村子下面传来”西西、姣姣，你们下来吧，来我屋里头。”幺奶奶在叫我们去他家里；我摇醒堂弟“幺奶奶叫我们下去，我们下去吧，走吧。”虽然没有等到爸妈回来，好歹今晚有落脚的地方了。我们像两个被赦免的小囚徒，互相搀扶着站起来。双腿麻得有点站不稳当，拍拍裤子上沾着的尘土，突然发现书包也变得异常沉重。
在幺奶奶家的火塘边，跳动的火焰在我们脸上描画着不安的阴影。热水洗脸的蒸汽氤氲中，真相终于浮出水面：爸妈去了火车站，送妈妈前往深圳打工。木材在火中噼啪作响，仿佛是我们童年某个章节燃烧的声音。
那晚，我盯着燃烧的柴火直到深夜，看橙红色的火光如何将木材一点点吞噬，化作灰烬。六岁的心还不能完全理解“留守儿童”这个词的重量，但却真切地感受到了某种永远的缺席。什么话也不想说，只知道我们会有很长一段时间见不到妈妈了。
很多年后，我依然记得那个傍晚的门槛石有多凉，记得那此起彼伏的哭喊声，记得火光跳跃的节奏，记得那扇没有打开的门，有些离别甚至来不及说再见，有些成长从一开始就带着痛的底色。那种被遗弃的困惑、恐惧和冰冷的无助感，穿透了岁月，依然如此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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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篇我犹豫了很久要不要写，请勿对号入座】
中学这六年，给我留下印记最深的人，是大舅家的二表哥，也就是我前文提到过的闯荡社会的“小混混”，我叫他“亮哥”。他把我当小弟一样关照，但却从不带我“上道”。
他比我大八岁，当我“勇闯小县城”开启中学时代时，他早已初中辍学“行走社会”好几年了。最初的几次见到他，他都很江湖义气般地跟我讲：“在学校要是有人敢欺负你，跟我讲，我去收拾他们。”我每次都用力的点点头，但从没跟他提起过那些威胁、勒索和摩擦——我知道，他会来真的。
在家时，他常塞钱让我去租碟片一起看，顺带给他买包烟，剩下的算我的跑腿费。偶尔一起去到她女朋友在东门广场的服装店时，他随手就“甩”给我两件T恤说“拿去穿，不够随时来拿”。
相比于在游戏厅、电影院“吓唬”小朋友的那些小混混来讲，他每天忙碌的“事业”就显得“正经”多了：忙于穿梭于几条街道收保护费、招募小弟收会费、带着小弟们四处打架、在楼下打麻将。
一天晚上，跟大舅、舅妈在家正看着电视。亮哥从外面急吼吼地跑进家门，径直冲进房间拿出他的“武器”——用报纸包着的一根钢管，一边往外跑一边嘴里气哼哼的骂道：“老子今天一定要去收拾一下那个狗日的，敢动我兄弟，给他长点记性。”舅妈见状立马一个起身挡住门口，脸一沉：“你又发什么疯！给老子坐下，消停一下，一天到晚正事儿不干。”可在气头上根本拦不住，亮哥一把把舅妈呼到一边，三步并作两步冲下楼去了。只留下舅妈捶打着门框哭喊，转而埋怨大舅：“叫你不好好管，当初把他送到那个烂学校，你看现在都成什么样了。”大舅眉头紧锁地在一旁抽着烟，愤怒却无力管束。有点讽刺的是，大舅不仅是国家机关人员，而且还是司法体系里的部门领导，这几年亮哥给他丢尽了脸，父子之间时常处于“敌对状态”。这时的我就显得有些多余，不仅说不上话，而且也帮不上忙，识趣地跑回了房间去。
大约几小时后，在睡梦中几声重重的拍门声把我惊醒“是我，快开门，把门打开。”大门被从屋里面反锁了，是舅妈开的门，与此同时我也正好跑出来。只见亮哥齁着腰站在那儿，手里拿着沾着血迹的钢管，后背带着一大片血红色。亮哥正准备往房间跑，一把被舅妈扯住衣服拉了过来，惊恐又心疼：“你个狗日的，叫你不要去，过来我看看。”舅妈拉开亮哥的T恤衫，后背上竖着一条长长的刀口，血液将T恤衫几乎粘在了背上，手臂上也有横七竖八的擦伤。舅妈很担心有更大的伤害，一边检查着亮哥的身体，一边带着哭腔不停地抱怨：“走，快点儿，赶紧去医院看看。”在医院，他背上缝了十二针。从此，亮哥的背上就多了一条“蜈蚣”。
但此时，他们还没意识到，对方受伤人员正躺在医院里昏迷未醒。由于这次事件，亮哥被判了6个月，但在他的世界里，觉得自己的“英雄事迹”又多了一条，像打游戏一样“经验值”又进一步得到了提升。出狱后，他经常在家滔滔不绝地给我讲起“里面”的生活：有时候他们成批成批地被拉去维修河道的堡坎，站在臭黑的淤泥里面，干着平时给钱都没人愿意干的最脏最累的活儿。有时候他们被拉去踩缝纫机做裤子，甚至还会“考”我如何通过裤底接缝工艺识别裤子的好坏。我问他你怕吗，他想都没想就说“怕个锤子，半年就出来了。”而此时的我，内心深处感到无比的惋惜，我觉得他不可能再回头了，同时对大舅、舅妈表示深深的同情。
果不其然，随着收保护费模式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单靠“打打杀杀”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 势单力薄的他盯上了另外一条来钱更快的路子。有一次，从市区回县城的路上，他和另外两个同伙被警察逮了个正着，从他们身上搜出了一袋“白粉”——海洛因。他们三个被拘留了。在“行走社会”这条路上已经越走越远了，竟踏上了涉嫌犯罪的道路。由于这次事件的性质比较严重，大舅不得不通过一系列的“操作”将他们顺利“取出”，不然就将面临着巨大的刑事处罚。但从后视镜的角度来看，一直在局子里蹲着或许才是亮哥最正确的归宿。
回到家后，亮哥被大舅咬牙切齿地骂了一顿：“贩毒携带超过50克就枪毙，知道吗，你们简直是无法无天啊！”那恨铁不成钢的心绪，让大舅不住地叹气并感到绝望。同时他也隐隐地意识到，这孩子已经没法挽救了。
没过多久，亮哥就开始重操旧业且再一次被抓，这次的尿检结果让大舅彻底地绝望和死了心——亮哥不仅贩毒，自己也开始吸毒。原来，他轻信了同伙的“经验之谈”：“只要说出是自己吸食，被抓了就不会判刑，最多就是强制送去戒毒所。”这次，他被送去戒毒所待了六个月。
然而，这仅是开端。同样的戏码此后一再上演。戒毒所的门，他进出整整四次。
人一旦沾染上毒品，是很难戒掉的。难戒掉的不仅仅是毒瘾，还有那巨大的金钱诱惑。四次进出戒毒所，并未让亮哥回头，反而扩大了“生产”规模和组织规模，采用更隐蔽的销售网络，他们将毒品分装在截成一段一段的吸管里面，装入口香糖盒子里，伪装成一颗一颗的口香糖，让手下的小弟骑着摩托车走街串巷进行送货。幸好他还保留着最后的一点清醒与理智，绝不会让我参与半点和沾染分毫。
随着“事业”上的成功，亮哥在经济上得到了短暂地改善，便不再亲自出门跑业务，整天窝在家里“吞云吐雾”，急切地享受着丰收果实。从一开始的吸食到后来的静脉注射，
需要的刺激阈值越来越高，对毒品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不仅很快就将所得挥霍一空。而且由于毒品对大脑的麻痹与损伤，吸食后经常瘫坐在沙发上，衣衫不整、神志不清。渐渐地，周围的小弟们都离他而去，他失去了所有的收入来源。随着一天天的堕落，女朋友也离开了他。
毒瘾发作时，他变得毫无人性。他会缠着舅妈要钱，急切地想要抚平那百爪挠心的煎熬。他没有任何一丁点的耐心等着听父母的劝说，也不会容忍任何人说“不”。拿不到钱就暴跳如雷、撒泼打滚，进一步以死相逼。他翻上过阳台扬言跳下去，他拿起菜刀疯狂地拍打自己的脑袋，最后一刀刀发泄在门背上。那一段时间，每隔两周回去，门上就多了几道“疤痕”。
此时，整个家已经被折腾得不像样了，大家伤透了心。大舅已铁了心将他彻底放弃，都懒得多看一眼。最受伤的当属夹在中间的舅妈，精神备受折磨几近崩溃，她怜惜疼爱儿子，不忍看到他的毒瘾发作的样子，只能选择饮鸩止渴。
在绝望中寻找希望，想着让他离开这个熟悉的环境是否会好一些，遂将他送至深圳我爸妈处。他在深圳找到了他熟悉的“老本行”——服装厂，指望着用工厂机械性的劳动来麻痹自己。为了缓解毒瘾，他疯狂地抽烟，不知道这个方式是否有效，但后来听爸妈讲，每天早上他房间的床头边烟头能堆成小山。就这般过了快一年，一切看似归于平静，大家都很欣喜他为自己所做的努力和改变，甚至每天还能陪我爸喝点夜啤酒。
但就在这平静的背后，一天中午，我在大学宿舍接到父亲的电话：“你亮哥走了，死啦！”“什么时间的事？”“昨天晚上”。我脑瓜子里嗡嗡的，绝不敢相信。
原来，就在那晚的前一天，他吵闹着非要回家，说已经买好了回家的火车票，并且还给自己置办了一套新西装。回到县城的当晚，就因吸毒过量窒息死亡，行李都还没来得及放回家。
他永远定格在了2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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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年那时候坐火车从西安到洛阳上大学，400公里的路程要跑6个小时，不管有座没座，那种火车坐的都是超级累，现在想着感觉头还嗡嗡的疼，那时候票价也确实便宜，记的学生半价15元，全价28元。我是93年从新疆到西安上大学，先座10+小时的客车，然后60小时的火车，从火车上下来地面都晃悠的那种，哈哈，可惜再也回不去了。。。
坐火车的这段经历太有共鸣了，我老家河南，父母也是在我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在东莞打工，从初中开始每个暑假就跟着爷爷坐火车去广东，因为爷爷不懂得提前买票每次都是站票，一路上都在找位置或者等别人上厕所的空档，短暂的坐下享受坐票的快乐，晚上没有地方睡觉，因为年龄小瘦弱，就在别人的座位底下躺着睡觉，现在想起来真是遭罪，但当时因为要见爸妈的期待冲淡了种种困苦。你们写的是真好，就是有一点不好，催人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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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岁月（7）坐火车的这段经历太有共鸣了，我老家河南，父母也是在我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在东莞打工，从初中开始每个暑假就跟着爷爷坐火车去广东，因为爷爷不懂得提前买票每次都是站票，一路上都在找位置或者等别人上厕所的空档，短暂的坐下享受坐票的快乐，晚上没有地方睡觉，因为年龄小瘦弱，就在别人的座位底下躺着睡觉，现在想起来真是遭罪，但当时因为要见爸妈的期待冲淡了种种困苦。
久别的重逢
初中毕业，暑假终于不再需要补课，拥有了整整两个月的闲暇，一场漫长的窒息后终于得以喘息。算起来，我已有四年多没见过妈妈，三年没见过爸爸了。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连电话甚至都没打过几次。思前想后，去深圳，去找爸妈汇合吧。
我将行李寄存在大舅家，跟着表哥的女朋友踏上了南下的列车。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坐火车，火车在我的想象中是很高级的交通工具，猜想着不仅快速，而且拥有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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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别的重逢
初中毕业，暑假终于不再需要补课，拥有了整整两个月的闲暇，一场漫长的窒息后终于得以喘息。算起来，我已有四年多没见过妈妈，三年没见过爸爸了。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连电话甚至都没打过几次。思前想后，去深圳，去找爸妈汇合吧。
我将行李寄存在大舅家，跟着表哥的女朋友踏上了南下的列车。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坐火车，火车在我的想象中是很高级的交通工具，猜想着不仅快速，而且拥有豪华、整洁、温馨的车厢环境。然而，那天当我真正随着人流挤进车门的那一刻，眼前的景象着实让我的“天塌了”。
首先感受到是拥挤和混乱。车厢被塞得过于满当，过道里、连接处，甚至座椅底下，都挤满了人。男人们大多光着膀子，以各种艰难的姿势或蹲或躺，无奈地忍耐着。上下车的人流扛着巨大的帆布包、鼓鼓囊囊的蛇皮袋，挤挤搡搡，叫喊声、抱怨声不绝于耳。
其次是嘈杂和脏乱。呼喊声、谈笑声、打牌声，与列车广播里模糊不清的通知交织在一起，令人头晕目眩；地上随处可见的瓜子壳、花生壳、一次性水瓶子等还没清扫，随着人流被踢来踢去。
最让人难受的是闷热和复杂的气味儿，几个风扇在车顶不停的摇着脑袋，也仍就无法抚平人们的燥热，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汗味、泡面味以及各种食物的气味混合在一起变成馊味儿，一阵阵直冲鼻腔，逼迫大家将所有的车窗都打开着。
随着高铁时代的到来，现在我们称呼它为“绿皮火车”。
我们买的是站票。表姐经验老道，拉着我艰难地在人缝中穿梭，好不容易挤到车厢中部。她给我递了一个眼色，说：“就站在这儿，等会儿说不定有人起来，你就可以暂时坐一下。”于是，我们便紧靠着座椅靠背，站在狭窄的过道上，地上也坐满了人，只能小心翼翼地寻找下脚的位置。
由于不好请假，爸妈没有来火车站接我，而是由表姐带着我找到了爸妈的住处：在一幢自建房的顶楼，一个不足20平米的单间，看到他们已经提前帮我准备好了床铺，两张床铺分靠着在房间的两侧，中间一张桌子，吃饭便刚好坐在两边的床上。屋内不再有其他能看得出来的家具。当我看到眼前的这幅条件时，甚是差异和心酸，但立马就转变成了理解——他们极尽压缩开支想存下更多的钱。
等到爸妈下班回来，我们相见的那一刻，非常欣喜，但又很克制，完全没有电视剧里那种热烈的拥抱和激动的泪水。我们只是简单打了招呼，然后在收拾东西的过程中，才用余光悄悄地、仔细地打量对方。对话也停留在最表面的关切：“车上挤不挤”“在车上睡着没有”“现在火车要多少个小时？”四年，足以让一个少年模样大变，也足以让父母换了容颜。我们太久没生活在一起，完全在不同的轨道上运行，一时间，竟找不到共同的话题来拉近距离。
我的幺舅、两个姨妈、二爸二妈和堂姐，与爸妈在同一个工业区上班，也住在附近。我到的当天晚上，他们加完夜班，大约九点半，便提着猪头肉、一些凉菜和啤酒陆续过来了，说是要为我“接风洗尘”，同时祝贺我考上重点高中。
面对这些多年未见的亲人，我难免有些生疏和拘谨，谈笑间，他们一个劲地夸我学习好，个子长得高。我不知如何回应，只能不停地以微笑礼貌地点头。唯独和堂姐，那份天然的亲切感一下就回来了。她兴高采烈的给我讲起打工的趣事，说要带我去她工作的车间参观，我们仿佛有说不完的话。
第二天睡醒之后，我一个人在周边游荡，慢慢熟悉周边的环境。一条107国道把两边分成工业区和生活区，上下班的人群就像潮汐一样，早上8点，人群涌进工业区里的五金厂、服装厂、塑胶厂、玩具厂……，中午12点，又鱼贯而出流入生活区里的出租屋、菜市场、小餐馆、彩票店……，然后是下午、晚上……，两点一线，潮起潮落，来得很凶猛，消失得也很迅速，如果把这些画面按倍数播放的话，像极了蜜蜂忙碌而有序的一天。
我在这儿待了近两个月，以旁观者的角度体验着打工者的生活。大家每天的工作不仅时间长，而且强度大，一般差不多10-12个小时，到饭点休息时节奏也极其紧张，回到家就要马不停蹄的开始做饭、吃饭，而且饭菜通常也较简单，填饱肚子应付了事，然后又得马上回去上班。除了晚上下班冲凉后的短暂闲暇，几乎没得停歇。在这两个月中，我也学会了买菜、做饭，既想帮爸妈节省点时间，又尽力为他们改善伙食。
直到周末大家才会休息上一天，打发时间的消遣方式也比较单一。年长的以打扑克、麻将为主，年轻人则大都一头钻进网吧，有的甚至头一天晚上一下班就直接去网吧，直到第二天。妇女则围绕着灶台转，给辛苦了一周的家人弄顿好吃的。他们从没有想过去外面走走、看看，一来是怕治安不好，二是交通不便，其实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害怕花钱。爸妈在深圳那么多年，一直在关外工业区从没去过深圳市区，一直等到我大学毕业到广东参加工作后，他们才第一次得以感受到深圳市区的繁华。
打工者大多是没有在这里长久扎根的计划，出租房里也从不会轻易添置家具，更没有想过买房，户口也都还在老家。大家心里盘算的是等到哪一天干不动了，就回老家建房养老，重新开始生活。大家将生活压缩到了极致，从没意识到当下就是生活，也从不敢奢求活好当下，而是一直在为未来想象的某一天做着准备。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在生活，而是一直在为生活做准备”。
zhwaterman
-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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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的5毛很值钱了吧，我95年时都觉得5毛钱很多了。84年，冰棍5分钱一根
自由确实很自由，但就是生活艰苦。
南北大家都一样，四川属于山区。
88年我小学毕业，暑假拎个保温桶满大街卖冰棍，从冰棍厂3分或四分一根批发，卖一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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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的经历是比较复杂且多变的，所以很多小事都记得很清楚，我甚至现在连所有小学老师的名字都记得清清楚楚，小学在学校参加了哪些文艺比赛也都记得清清楚楚。
@heaven32006
有点奇怪，怎么有的人记性这么好，小时候的事情可以栩栩如生的娓娓道来，但我对小学的印象已非常模糊。。。
我99年上初中那会，也是住校，每周三中午回家吃一顿顺便带咸菜，一个星期是10块钱。我上大学一个学期生活费才2000，这钱还包含了来回的路费以及所有的吃穿用度。你这属于家庭条件极差的吧，确实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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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学时间，你比我小10岁，生活条件怎么没改善很多的样子。@daimozs小学夏天喝冷水，冬天不喝水。中学没水喝，只有发烧的时候才舍得掏1块钱去买一瓶水。小学老师还让我们不要和冷水，但是改变不了大家喝。中学时，长大了，就不喝冷水了，等于是没水喝。我05年9月读的小学一年级，我上4年级的时候，教师还是漏雨严重，一到下大雨，整个教室内部就是汪洋。我家离小学近，中午晚上好一点能回家吃饭。那些住校的同学...江西小县城，出了名的穷。94年一个县委书记做了啥把贫困县的帽子摘了。然而我外婆家自来水都快2020年才通，当时那个村还是少有的贫困村。
我小学的学校，是我大堂哥中学学校。我的小学和他的中学，差了十年教室条件更差了。自从2010年，香港的几位好心企业家捐了100W才修了几栋楼，以前都平房。我们那教育条件极差，我15年上高中，老师工资3000块不到。20年我堂哥进了老师编制教小学，到手2700元。看了工资条，我爷爷都问他钱够不够用。
去年，我的高中校长被抓进去了，因为收了食堂承办企业几十万。教育局局长也进去了。。。
当fb无处不在的时候，最能体现的地方就是学校。搞了教育这里面的钱，说明别的钱早就被搞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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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闯小县城
拥有近六年借宿生活经验的我，到县城的寄宿制中学，生活自理本不是难题。然而，陡然升高的复杂社会环境和文化冲突，却让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我爸将我送到学校报到，安顿好之后几乎未作停留，便南下与妈妈汇合打工去了。就这样，开启了我的中学时代，从此故乡只剩寒暑，再无春秋。县城里唯一的亲戚是我的大舅，每逢周末，如果没什么特别的事，我都会去他家改善伙食。
县城的物质条件远非乡村所能比拟。中学不再需要自己蒸饭，有了食堂，自己想吃什么就花钱买什么，我记得一荤一素是一块五，校门口外小吃一条街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食物。那时我的生活费是每周50元，包含了吃穿住行各方面用度。在室友们的影响下，我也渐渐学会了打扮自己，给自己买衣服、搭配衣服，还学会了洗衣服。
起初我并不懂得如何规划开支，想吃什么就买，看到室友穿印着F4的T恤，也立马跟风买一件同款。结果还没到月底，钱就已所剩无几。为了补救，我曾整整一周只花了12元——相当于如今一顿早餐的价钱。
学业上的难度也陡然增加。第一次期中考试，我在班里排第13名，年级百名开外。对于一个在乡镇小学常拿第一的我来说，这样的成绩无疑是一次重击。尤其是英语，我直到中学才第一次接触，完全不得要领，课本上密密麻麻用汉字标注着“碗、吐、石磊……”这样的发音。后来发现同学们都买了辅导书，我也跟着买了几本，试图提升英语能力。
来到县城，我才第一次听说“古惑仔”。那是在一次周一的全校晨会上，教导主任公开处分了六名参与恶性打架斗殴的同学，这六名同学拿刀将外校一名同学砍伤，竟然是为了模仿电影《古惑仔》中的情节。
当时渴望成为“古惑仔”的人不在少数，且他们总想找人“练练手”，炫耀所谓的威风。而我这个从乡村来的、无依无靠的“软柿子”，很快就被他们盯上。开学没几天，几个打扮得像混混模样的学生就围到我课桌旁，用威胁的调调警告：“你同桌是我女朋友，不要跟她嘻嘻哈哈，离她远点，不然整死你，听明白没？”我确实被这突如其来的警告给搞蒙了，完全超出了我以往对社会的认知，也让之后的校园生活越发内敛和小心翼翼。
这些小混混无处不在，行为却透着一股“幼稚”——尽管他们自以为那是“威风”和“名气”的象征：
在厕所门口，他们聚众抽烟，偶尔拦下几个弱小的同学，光明正大地向其讨要烟钱；
在电影院门口，公然没收前来观看爱国主义电影教育学生的电影票；
在学生宿舍，他们踩住我的行李箱，要“借钱”，不然就别回家；
在游戏厅，那简直就是他们当众炫耀“实力”的舞台，有一回，我和同伴在一旁围观别人打游戏，只因为同伴低声嘲笑了几句，那个小混混就追过来一拳打断了他的鼻梁骨，还放下狠话“你敢笑话我？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混哪的……”
除了这些地方，学生宿舍也是那些混混们时常聚集的另一个据点，也成了另一个滋生丑陋与幼稚的“温床”。如今想到那一幕仍然觉得荒诞至极，有一天午饭后，刚到宿舍门口，便看见里面拥挤成一团，同学们争先恐后往前挤得一阵阵哄闹：几个混混模样的家伙跪在一个同学的床上打FJ，比赛看谁“射”得远，引得其他宿舍的人纷纷跑来围观凑热闹。那一刻，强烈的荒谬与不适击中了我，只觉得无耻之人真没有下限，然后迅速地逃离了现场。
这些威胁、勒索、暴力事件，我从未向父母及家人提起过。多年的寄宿生活早已让我习惯了独自面对问题，当然也没有向父母倾诉的机会，只能是自己将情绪慢慢消化，学会避免再次发生。就像生活在大草原上的食草动物一样，受过食肉动物的伤，只能自己慢慢疗愈且记得长点记性。我曾多次在心底里暗暗地告诫自己，我必须要努力离开这个地方，摆在面前的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考上重点高中。
十几岁的少年，心智尚未成熟，正处于建立社会价值观的关键阶段，加之自制力薄弱，身处这样的环境中，极易受到群体行为的影响。不知不觉间，我也融入了那个年代最主流的日常消遣——学会了进出游戏厅打电子游戏，学会了打桌球，也学会了溜旱冰。不过，我接触这些从来不是为了模仿混混模样，而只是因为，它们本就是那个年纪、那个环境里最普遍流行的娱乐方式。
长期缺乏情感关怀的人，一旦触碰到了温暖的星火，就容易全心沉浸其中。正是在那样懵懂而敏感的年纪，班上一个女生悄然走进了我的内心。我们从眉目传情到悄悄递纸条，从写情书表白到懵懂地“在一起”，课后一起去操场散步，周末并肩压马路，从电影院到旱冰场，我们始终保持着纯粹的情感关系。彼此填补着精神上的空缺，也在学业上互相鼓励。最终，我们双双考上了重点高中，为这段青春插曲画上了一个明亮的句号。
偶尔在周末，我会去大舅家改善生活。大舅有两个儿子，一个已经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另一个则在社会上闯荡——也就是我所说的“小混混”那类人。正是在那里，在表哥们的书架上，我第一次听到了Beyond、伍佰、罗大佑和王杰。是他们，让我疯狂地爱上了音乐，沉浸于旋律与歌词之间，激励着我不断前行。那些卡带最终“霸占”了我的英语复读机——英语没学多少，粤语水平反倒进步不小。
就让我们以Beyond的歌词作结吧：
“没有泪光，风里劲闯，
怀着心中新希望。
能冲一次，多一次，
不息自强。
没有泪光，风里劲闯，
重植根于小岛岸。
如天可变，风可转，
不息自强，这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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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还记不记得自己小学、中学时，是怎么喝水的，我怎么也想不起在学校喝水是如何解决的。小学是教室后面有一个大的水桶，每天早上班里最后一排的男生轮流去接水抬回来，是那种有提手的桶，中间用棍子穿过去，两个人在两边抬，然后水桶里有一个水舀子，大家共用，没水了大家就会让我们最后一排去抬，但是只能在早中晚几个时间点抬，课间时间是不够的，只能渴着。
初中也是同上，不过多了热水，但是大家大都不爱用暖水壶，水杯也少用，只是用来泡脚。
高中就要好很多，是新建的校区，县里最好的学校，每个教学楼层和宿舍楼层都有多个饮水机，每人也都配备上了水杯，也不用暖水壶了，随时可以接热水，也不容易烫伤。
因为小学初中喝水多少有点不便，再加上平时干活一晒也是一天，也锻炼了我的耐渴能力，上高中时有春游活动，徒步十公里，因为乡下的初中升学率很低，我又是在所谓的“快班”，所以我的同学大都来自县城，他们一上午要喝很多次水，而我可以做到一次不喝，不是忍受，是真的不渴，像骆驼一样，到点才会喝，当时班里唱歌最好听的小姐姐还关心了我一下。导致我现在对她都没忘记。也主动打听过他的动向，知道她去了市里艺术学校学习声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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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还记不记得自己小学、中学时，是怎么喝水的，我怎么也想不起在学校喝水是如何解决的。小学夏天喝冷水，冬天不喝水。中学没水喝，只有发烧的时候才舍得掏1块钱去买一瓶水。
小学老师还让我们不要和冷水，但是改变不了大家喝。中学时，长大了，就不喝冷水了，等于是没水喝。我05年9月读的小学一年级，我上4年级的时候，教师还是漏雨严重，一到下大雨，整个教室内部就是汪洋。
我家离小学近，中午晚上好一点能回家吃饭。那些住校的同学就每周吃咸菜，自己带米蒸饭。夏天很热的时候，同学的咸菜会发霉，不能吃。冬天那些住校的同学手上都是冻疮，和他们一起玩看到他们的手都是肿的。我的耳朵也长过很多冻疮，小时候的冬天是真的冷，脚指头手指头和耳朵是冻的冰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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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不在身边，缺席了我大部分的成长细节。
先前借宿的那户人家，也准备外出务工了。他们提前告诉我得另寻住处。后来通过爸爸的商量，我暂住到了表姐家。她家在街上，离学校不远，姐夫是食品站的员工，每逢赶集日就杀猪卖肉。
吃饭的问题，我一直是在学校蒸饭。但光有饭不行，还得有菜。之前主要是靠从家里带咸菜，用玻璃瓶装着，撑一个星期。偶尔校门口有村民来卖青菜汤，一毛钱一勺，那对于我来说也只能是偶尔能吃上几次的“奢侈品”。
住进表姐家后，他们很照顾我，因为杀猪卖肉，我常能吃到“猪杂碎”——也就是猪下水，总算多了点油水，生活稍有改善。可是新的困扰也来了，杀猪经常是在凌晨进行，每逢赶集日，凌晨就要开始烧水、抓猪、脱毛、分割、剔骨、摆摊，巨大的噪声常常将我从睡梦中惊醒。更麻烦的是，这些杀猪匠下午卖完肉，总挤到我床上来补觉。被子上弄得一层厚厚的猪油，又黑又黏，带着洗不掉的腥味，可我却不好意思也没有资格开口说什么。
在表姐家住了不到三个月，我又“搬家”了。
这次是一家小餐馆，三层小楼：楼下经营，楼上住人。老板是我爸的朋友，租了这房子。有意思的是，在这栋楼里，我先后经历了三任餐馆老板，直到小学毕业——仿佛我才是这里不变的“主人”，而他们，只是流水一般的租客。
命运仿佛在“吃”这件事上，终于打算补偿过往对我的亏欠。来到餐馆后，我常和他们一家人一起吃饭。饭还是在学校自己蒸的，但菜却丰盛多了。即便偶尔老板生意太忙，顾不上吃饭的时候，我也能通过在后厨自学的“手艺”幻化神奇：我就自己调制一碗“葱花盐水汤”，冲一碗开水，放一勺葱花，撒一点盐，浇进饭里——就是一顿有滋有味的午餐。
最后一任老板是旁边农经站站长的妻子，我叫她李姨。她随着工作调动的丈夫从别的乡镇搬来，一同来的还有她的女儿，她叫娟娟，比我小两岁，却和我同班读书，那时候，我终于在课余后有了个玩伴。
学习上，我算是她的榜样；而精神上，她却是我的安定剂。我领着她一同上学，放学后我们在同一张桌子上写作业“比赛”；她却总爱拉着我摆弄那些彩色占卜牌，带着我陪她偷偷看电视剧，挨骂时拉我一起“垫背”。我们相处得很愉快很自然，暑假时，我还带她回我老家玩过一阵。总有些好事的小孩，在背后偷偷起哄，说我俩互相喜欢——小孩子之间，总是对这些话题格外敏感。
好玩是孩子的天性，尤其在没有父母时时管束的日子里。以往放学后，我常常不急着回“家”，而是在街上游荡。有时跑去中学操场边看人滑旱冰，有时站在卡拉OK机前听别人投币唱歌。晚上偶尔还会躲在歌舞厅的角落，看人影晃动、舞步旋转，天花板上的霓虹灯转来转去，光影迷离。新鲜劲儿过去之后，便溜进游戏厅打几把“魂斗罗”。
街上的孩子们大多都有自行车，基本都是家里的“二八大杠”。他们斜着身子、伸一条腿才能够到踏板，但骑起来却威风得很。我常看见他们成群结队穿街而过，我就跟在他们后面拼命地跑，心里羡慕得发痒——多希望也能加入他们，体验一下骑车的快乐。可我没有车，就像没有门票，始终进不了那个圈子。
有一次，我终于鼓起勇气向爸爸开口，想买一辆自行车。他一口答应：“你要是期末考第一名，就给你买。”等到我真的把第一名的奖状递到他面前时，换来的回应不是“沉默”就是“顾左右而言他”。如今再回想，才明白当时一辆自行车的价钱，也许早已超出了我们能承受的范围。他那不知所措的沉默，背后大概也藏着无奈与歉意。
小学时光即将走向尾声，我提前拿到了去县城读中学的机会。那时，南下打工的浪潮愈发汹涌，堂姐在本地中学读完初二后，早已对上学失去了心思。得知我即将去县城读书，她又将失去一个玩伴，更加坚定了南下打工的决心。
那是一个天色未亮的凌晨，我在睡梦中恍惚听到她轻声的呼唤：“西西，我们走了哦，走啦……”我翻了个身，又沉沉地睡了过去。直到第二天清早醒来，才发现她已经离开。一种说不清的失落和空缺突然压上心头，仿佛突然失去了某种依靠。我呆坐了很久，自责没有送她一程，甚至没有说一声“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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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不是把猪牛卖了，继续教师工作，即可以照顾孩子，又能解决生活问题？当时民办教师的工资是正规教师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代课教师更低，只有民办教师的一半左右。不同的身份工资水平区别很大。
做民办教师或代课教师，其一是比当时的纯农民多了一份收入，其二是想以后的身份有所改变。事实也是如此，在以后断断续续地民办教师和达到一定工龄的代课教师都转变身份，成为国家正式教师，工资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现在及退休后的生活得到一定的保障。
致敬所有为乡村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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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的小学叫“希望小学”，从学校名字，大家应该能意识到当地生活条件的艰苦程度。
在朗朗读书声中，一个身影急匆匆地跑到教室门口，“报告——”一个上气不接下气的声音怯生生喊道。老师看了看我，叹气道：“你怎么又迟到了，老是迟到，罚你站在门口早读。”呼吸还未从刚才的奔跑中平息，头上腾腾地冒着热气，我将书包卸下，拿出课本捧在手里读了起来，全然忘记了这是惩罚。
这已不是第一次迟到，甚至记不清是第几次了。我家离希望小学有八里山路，需要经过爬坡上坎的石梯路，溜光脚滑的田埂路，借道灌溉渠道的水渠路，还有湍急河流上的石板矮桥，最后穿过一段老街的青石板路才能望见学校。即便一路小跑，也需要花费近一小时。对于正值贪睡比早饭还宝贵的年纪，准时到校不是这个年纪能控制的事情。
我们学校还有个特点，由于条件简陋，所有学生在上课前必须完成一件最重要的事——蒸饭，准备自己的午饭。把生米和清水装进铝饭盒里，放入蒸饭箱，中午放学时饭已蒸好，取出食用。这意味着：第一，早上时间极为紧张，既要赶路又要准备蒸饭；第二，迟到了就没有午饭可吃。
小学一年级时，早上睡过头那是常事。早饭吃不上，午饭也没赶上，一饿便是一整天。记得有一次初冬早晨，下着小雨，我一不小心滑倒摔进旁边的水田里，半边身子都湿透了。爬起来后心里挣扎着“要不要回家不去上学了”，但对旷课的恐惧最终驱使着我咬紧牙关，一路小跑到学校——结果仍是迟到。我饿着肚子上了一整天课，这种滋味深深烙在了记忆里。
像我这样的孩子应该有不少。好几次在早上的升旗仪式上，都有同学突然晕倒。后来才知道，那是由于没吃早餐且长时间站立导致的低血糖。
上学路远，而说变就变的天气更让这趟路途难上加难，记得有一次放学，已经下了半天的暴雨，河水暴涨，漫过了那座熟悉的矮桥，我们村里几个同行的小伙伴停在岸边，望着汹涌的水面，大家都不敢贸然涉水过桥。等待了许久，在天就快黑的逼迫下年龄稍大的几个孩子手拉手小心翼翼地试探着过河，他们唤我一同前行，可我望着湍急的洪水，心中发怵，说什么也不敢过去，就这样他们麻着胆子过去了。回家后将我没过河的事儿告诉了我爸，父亲一听，立马抓起手电、撑起雨伞便冲进雨中，沿着来路焦急地寻找着我，他找了一整夜，但没找见我。而那一夜，不敢过河的我，经过一番内心挣扎后硬着头皮敲开了陌生人的家门，对他们说我是谁谁谁的孩子，不敢过河想借宿一晚，他们不仅热情地收留了我，还为我端来了热腾腾的晚饭，那碗饭的温暖，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爸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这么下去总不是办法，后来他托人在学校附近找了户人家让我借宿。那家主人是我爸的熟人，虽说交情不算深，但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他们家也是农民出身，家境比我家还要清贫些。至今我还记得，他家的晚饭常常吃的是“糠巴”——带着米糠的饭团，连一顿纯粹的白米饭都是奢望。好在住处离学校近，走几步路就到。他家有个正在上中学的孩子，我就这样在他们家安顿下来，与那个哥哥一起挤一张床铺。从此周一到周五住校，周末才回家。
对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来说，离开父母生活是没法自理的。记忆中，我常常一套衣服穿整整一周，袜子、鞋子从不更换，更别提洗澡了。一天天下来，身上总是带着汗臭味，尤其是那双破旧的胶鞋，鞋头已经开裂，大脚趾都露在外面。在那个好动的年纪，一身衣服穿一周，现在想来简直不可思议。
不换衣服、不洗澡，身上就容易生虱子。这在那时的农村很常见。冬日的大晴天里，常能看到一群人聚集在院子里，一边晒太阳一边捉虱子。我也不例外，头上长了不少虱子。有一件事让我至今难忘，很丢人却格外温暖。一次升旗仪式上，班主任龙老师站在队伍最后面，发现我头发里的虱子。她悄悄走过来，什么也没说，只是轻轻帮我捉起虱子来。她压低声音关切地说：“你妈妈不在家，要记得让爸爸常给你洗头啊。”我低着头，默默地抹眼泪，既觉得羞愧难当，又感受到了母亲般的温暖。
捉虱子让我在班主任面前丢了人，另一件事却让我在全校同学面前出了大洋相，那是在一次课间广播体操时间，全校同学正随着喇叭做着第八套广播体操。我突然感到肚子一阵绞痛，急忙举手向老师喊道：“老师，我要上厕所！”连喊了两遍，声音都被嘹亮的广播声淹没了。我不敢擅自离队，只好站在原地强忍着，指望能再坚持一会儿。就在广播操结束、大家刚刚收队聚拢的瞬间，我的“斗争”宣告失败——一股热流不受控制地喷涌而出，顺着裤管和大腿直流到鞋子外面。我僵在原地，一动不敢动。
周围的同学被这突如其来的恶臭熏得四散逃开，就像往平静的湖面砸下一块大石头。突然，一个同学大声地向老师报告“老师，xx拉屎了。”原本恶臭只波及附近的一部分同学，但这一声“报告”，却向全校同学宣告了我的糗事，还指名道姓。老师急忙跑过来，咧着身子嫌弃道“你咋不知道去上厕所呢，这咋搞嘛。”他立刻安排学校附近的一位同学带我回家洗了洗，他不仅带我回家，还借给我干净的裤子和鞋子。他叫崔同学，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和崔同学至今仍保持着深厚的友谊，这份搭救之恩我一直铭记在心。
当然，艰苦的环境，身在其中时其实是不容易察觉的，唯有美好的事物总能铭记一生。我当时学习成绩不错，几乎年年包揽年级第一名，是班里的班长，是学校的中队长，是校播音室的小小播音员，是各类文娱比赛的尖子生，更是老师们最信赖的“左膀右臂”，是同学们眼中的“学生偶像”，我的“励志故事”登上过中小学生畅销杂志《课堂内外》，也受到过希望工程捐赠者的亲切接见。
那些清晨的奔跑，那些空着肚子的课堂，那些泥泞路上的踉跄，构成了我对小学时代最深刻的记忆。而“希望小学”这个名字，在多年之后的回望中，才真正读懂了其中寄托的朴素而坚韧的期盼——即便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对知识的渴望，仍能支撑一个孩子跑完那八里的崎岖山路。
如今，那个总是迟到、满头大汗站在教室门口早读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成家立业，再不为温饱所困。每年春节回乡，我总想去学校看看，独自坐在操场边，恍惚之间，总想从风中捕捉一丝当年的身影——那个奔跑不停、目光明亮的自己。
文笔真好。
我川东北，95年生，没这么快乐。那时父辈也都去务工，包括我爸妈。从结果来看，肯定是务农最不经济，还有一点，在农村也会限制一个人的眼界和格局。
不敢轻易丢掉一直以来赖以生存的农耕生活方式，迎接市场经济的到来。
@wvwntide01
为啥不是把猪牛卖了，继续教师工作，即可以照顾孩子，又能解决生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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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深圳的消息不断传回村里，加上寄回家的汇款单数额越来越诱人，村里绝大多数青壮年都选择了南下“淘金”，留下了所谓的“三八六一九九部队”——妇女、孩子和老人。没有了父母的管束，孩子们骨子里的野性彻底释放，整个村庄变成了他们的乐园。除了上学、吃饭、睡觉的时间，村里随处可见追逐嬉闹的身影，其间还夹杂着长辈们无奈的抱怨和此起彼伏的呵斥声。
常与我相伴的是我的堂姐和堂弟，他们是一对亲姐弟，是我二爸的孩子。我们常常结伴上山放牛、割草、拾柴、采野果……有一次，我们摘了满满一包板栗，分栗子时大家都想挑最大的，争来抢去谁也不让谁。最后我们想出一个办法：把所有板栗平铺在地上，轮流挑选，每人每次只拿一个，直到分完为止。这样每个人都有机会拿到大个的，大家都心满意足。后来，这个法子被我们广泛应用在分橘子、分红薯、分糖果、分玻璃弹珠上……直到今天，每当我们三姐弟聚在一起，仍会谈起这个“分板栗”的故事，他成了我们最真挚的回忆。
村里还有个和我特别要好的玩伴——“强儿”。在他家的鱼塘里，我学会了游泳，也差点淹死；我们常结伴钓鱼、捉黄鳝、捕蛇、掏鸟窝，无所不玩。我俩最“辉煌”的壮举，要数偷偷砍了村里一大片竹子，亲手造了一艘竹筏，还凭两副小身板硬是把竹筏扛到了村上的水库里，像模像样地划船打鱼。后来事情败露，强儿被他爸用皮带狠狠揍了一顿，屁股肿得老高，而我却因为平日里是个“好孩子”而侥幸逃过惩罚。每次提起这件事，强儿都意难平，总说那一顿打是替我挨的。
这样的“野孩子”，并非我们村独有。南下务工的浪潮席卷之下，整村整乡的孩童都如我们一般，漫山遍野地野生野长。对面山上村子里住着我的外公外婆、幺舅和三个姨妈，自从搬到奶奶家后，没有了父母的约束，我便像脱了缰的野马，寒暑假的时光几乎全都撒在了那几个村子里，在这几家跟着同为野孩子的表兄表弟流连于各个山头、河滩与鱼塘……，白天上山放牛，下河滚沙，钓鱼摸虾；饿了，就跑回舅舅家烤红薯、洋芋充饥；困了，就随意窝在屋前温暖的茅草堆里睡一觉，那日子，真是好不快活。
对于野孩子来说，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村里面的各种集体活动，
耕田插秧时，我们跟在犁铧屁股后头，争抢着翻出的马蹄，像发现宝藏般欢呼；
撑船打鱼时，我们屏息凝神望着每一次撒网，再为满网的银光跳跃欢呼；
秋收打谷时，满院铺开的稻草就是我们的乐园，在里面滚啊、跑啊、跳啊、做迷藏，自由得好似那漫天飞舞的尘埃；
宰杀年猪时，又怕又好奇地远远瞧着，心里早已飞到了香气四溢的杀猪菜桌上；
婚丧嫁娶时，必去凑一份热闹，不为别的，就为那顿油水十足的大餐，和能揣满口袋的糖果瓜子；
烧砖做瓦时，在泥浆里手搓自己的手办，笨拙地捏着想象中的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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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桥铺路时，总喜欢偷偷爬到人力两轮车斗里面，争相竞速，振臂高呼，做自己世界里面的孩子王。
然而，就在这些喧闹的间隙，总会有大人在休息时，被人问起：“你想妈妈吗！想不想？”，我总会下意识地躲开那关切的目光，把心里那份刚刚被触碰到的柔软，忙不迭地用伪装的坚强包裹起来，脸一红，羞怯地脱口而出“不想，不想~”。或许，对我们这些野惯了的孩子来说，“想念”这个词，太过陌生，早已在日复一日的疯玩中被深深地藏了起来，不愿触碰，甚至已经忘记了该如何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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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天放学回家，一进家门，看到父亲蹲在地上砍猪草，一盏昏黄的白炽灯下，“咔嚓、咔嚓……”一刀刀地砍碎着红薯藤；火塘还没生火，我觉得周身阴冷打颤，不由得一顿抱怨：怎么还不做饭呢，我都快饿死了。
父亲原是乡里少有的“知识分子”，80年的高中毕业生，毕业后尝试考公、考兵“落败”后，便“沦落”成为了村里民办小学教师，在当年大家都还吃不饱饭的村民眼中，那自然是“成功人士”，以至于后来媒人将奶奶家门槛都踏烂了。然而人们不曾留意，与他同期毕业的同学们，已通过各种“手法”，基本都端上了县、乡、镇里面各委、各局、各单位的铁饭碗。
民办教师其实并没有脱离农村群体，他是编制体系里的编外人士，教学能获得一点收入补贴，但还得需要通过农业生产来养活家人，所以一边在村小教学，一边帮助家里干农活。
我家的四五亩田地零零散散分布在村里几处，是父母婚后从奶奶家分得的，每年收成之后的粮食也仅够一家三口和牲畜食用，虽然父亲在村里教学，但是日常生活开销仍就十分紧巴，在我印象中大部分的衣服、裤子，甚至袜子都是补了又补，深色的衣服都洗得泛白。
眼看着我一天天长大，需要用钱的地方日益增多，在当时政策支持鼓励下，父母又承包了几亩水田。劳动量增加了，但稻子收成经分配承包方、上交统购后，收益却未见显著增多。
收入上还需要寻找新的出路，第一批前往深圳务工的农民尝到了改革开放的甜头，在村里传开了：谁谁谁一个月多少钱，顶得上农民种地干一年。人人眼里冒着金光，似乎终于找到了致富新途径；当然这消息也被爸妈及二爸二妈装到了心里，三三俩俩的开始谋划着出去“看看”，所以在1995年秋收之后，派了我妈和二妈两个“先遣部队”跟着有经验的人南下深圳打工，一个月收入280元，看起来确实比在家种地强多了。
母亲外出务工后，繁重的体力劳动就落到了父亲一人头上，当时家里还养了几头猪、一头牛，加上村小教学，我也上了小学，需人照顾生活起居。他一个人忙不过来，无暇他顾，便主动请辞了村小教师职务。
在农村，一个人操持一家子的活计是很吃力的，特别是让一个“知识分子”全盘接管务农、牲畜喂养、洗衣做饭，实属难为。果不其然，家里田地无人耕种，渐渐荒芜了。
与此同时，父亲也要想办法解决父子二人的生计问题，后来通过村委会的选举，进入了村委会工作——毕竟是个“知识分子”。村干部主要工作有几样：收统购、抓计划生育、收电费，日日走街串户；由于我家在四川东部，山高路险，他经常晚上回不了家，我放学回去，家里空无一人，便吃不上晚饭，饿肚子；我上学需要走8里山路，一般很早就起床去上学，又常吃不上早饭，有阵饥一顿饱一顿，无法，我只得不住自己家，搬进了奶奶家里。
终于，我活成了一个野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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