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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从历史中得到的唯一教训，是人类不会从历史中获得任何教训。”——黑格尔
约百年前，类似于当今特朗普“新政”的一幕，历史上也曾发生过。
霸权确立，拥有世界货币的国家，很容易陶醉于“铸币税”（金融业），出口真正的“硬通货”（货币），进而排挤制造业。英美获得霸权后，本土制造业都出现了“空心化”的问题，特别是传统制造行业，占世界制造业的比重下降
异同
英国（1930年代）：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英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逐渐动摇。随着德国、美国等国家工业化进程加速，英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份额显著下降。这主要是因为英国依赖传统产业（如纺织、钢铁），技术创新和生产效率未能跟上新兴工业国家的步伐，导致竞争力减弱。
美国（当前）：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美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也在下降。全球化背景下，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低成本国家转移，导致美国国内制造业就业和产出相对减少。尽管如此，美国在高端制造业和科技创新领域仍保持优势。
保护主义政策的动机
英国：1930年代，面对全球大萧条，英国推行了“帝国特惠制”，通过关税壁垒保护国内市场和英联邦内部贸易，试图减缓制造业衰退的冲击。
美国：近年来，尤其是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实施高关税政策，旨在保护国内制造业，减少贸易逆差，并推动制造业回流。
差异性
经济背景
英国：1930年代正值全球大萧条，国际贸易体系几近崩溃，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全球经济环境极度恶劣。
美国：当前全球经济相对稳定，全球化程度高，供应链复杂且相互依赖，国际贸易体系较为成熟。
制造业基础
英国：当时英国制造业基础深厚，但技术创新不足，难以适应新兴工业技术的挑战。
美国：美国在高端制造业、自动化和科技创新领域仍具全球领导地位，其制造业的挑战主要集中于中低端产业。
政策手段
英国：帝国特惠制依赖多边关税协议，强化英联邦内部的封闭贸易体系（日不落帝国的疆域和人口面积达到了世界的1/5，且多为沿海精华区）。
美国：美国的高关税政策更倾向于通过双边谈判施压，而非依赖多边协议，到处敲打。
保护主义手段的效果
短期效果
英国：帝国特惠制短期内保护了部分产业（如纺织和钢铁），减缓了外部竞争的冲击，稳定了国内市场。
美国：特朗普的高关税政策短期内对某些产业（如钢铁和铝）提供了保护，甚至促使一些企业将生产回流美国。
长期效果
英国：帝国特惠制未能阻止制造业的长期衰退。全球贸易战加剧，国际贸易量骤减，英国出口市场萎缩，经济复苏缓慢，最终在二战后丧失全球经济霸主地位。
美国：高关税政策的长期效果存疑。全球供应链的高度复杂性使得制造业大规模回流难度较大；关税还可能导致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增加企业和消费者的成本；贸易伙伴国的报复性关税也可能损害美国出口，影响经济增长。
历史教训
1930年代的保护主义浪潮加剧了全球大萧条，各国通过提高关税保护本国产业，但最终导致全球贸易体系崩溃，经济陷入恶性循环。
当前，若美国持续推行强硬保护主义，可能引发全球贸易紧张，破坏国际合作，甚至拖累全球经济增长。
眼下全球股市的暴跌，很大成分还是前几年涨幅过大（失去了上涨动力）后的获利回吐。跌幅还远不够反应特朗普行为可能带来的影响，还是无法简单判断为一次短暂的回调。
价值投资的鼻祖，巴菲特的老师格雷厄姆就折戟于大萧条，大势面前静态判断公司的价值显然也是不足取的。
约百年前，类似于当今特朗普“新政”的一幕，历史上也曾发生过。
霸权确立，拥有世界货币的国家，很容易陶醉于“铸币税”（金融业），出口真正的“硬通货”（货币），进而排挤制造业。英美获得霸权后，本土制造业都出现了“空心化”的问题，特别是传统制造行业，占世界制造业的比重下降
异同
英国（1930年代）：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英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逐渐动摇。随着德国、美国等国家工业化进程加速，英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份额显著下降。这主要是因为英国依赖传统产业（如纺织、钢铁），技术创新和生产效率未能跟上新兴工业国家的步伐，导致竞争力减弱。
美国（当前）：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美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也在下降。全球化背景下，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低成本国家转移，导致美国国内制造业就业和产出相对减少。尽管如此，美国在高端制造业和科技创新领域仍保持优势。
保护主义政策的动机
英国：1930年代，面对全球大萧条，英国推行了“帝国特惠制”，通过关税壁垒保护国内市场和英联邦内部贸易，试图减缓制造业衰退的冲击。
美国：近年来，尤其是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实施高关税政策，旨在保护国内制造业，减少贸易逆差，并推动制造业回流。
差异性
经济背景
英国：1930年代正值全球大萧条，国际贸易体系几近崩溃，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全球经济环境极度恶劣。
美国：当前全球经济相对稳定，全球化程度高，供应链复杂且相互依赖，国际贸易体系较为成熟。
制造业基础
英国：当时英国制造业基础深厚，但技术创新不足，难以适应新兴工业技术的挑战。
美国：美国在高端制造业、自动化和科技创新领域仍具全球领导地位，其制造业的挑战主要集中于中低端产业。
政策手段
英国：帝国特惠制依赖多边关税协议，强化英联邦内部的封闭贸易体系（日不落帝国的疆域和人口面积达到了世界的1/5，且多为沿海精华区）。
美国：美国的高关税政策更倾向于通过双边谈判施压，而非依赖多边协议，到处敲打。
保护主义手段的效果
短期效果
英国：帝国特惠制短期内保护了部分产业（如纺织和钢铁），减缓了外部竞争的冲击，稳定了国内市场。
美国：特朗普的高关税政策短期内对某些产业（如钢铁和铝）提供了保护，甚至促使一些企业将生产回流美国。
长期效果
英国：帝国特惠制未能阻止制造业的长期衰退。全球贸易战加剧，国际贸易量骤减，英国出口市场萎缩，经济复苏缓慢，最终在二战后丧失全球经济霸主地位。
美国：高关税政策的长期效果存疑。全球供应链的高度复杂性使得制造业大规模回流难度较大；关税还可能导致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增加企业和消费者的成本；贸易伙伴国的报复性关税也可能损害美国出口，影响经济增长。
历史教训
1930年代的保护主义浪潮加剧了全球大萧条，各国通过提高关税保护本国产业，但最终导致全球贸易体系崩溃，经济陷入恶性循环。
当前，若美国持续推行强硬保护主义，可能引发全球贸易紧张，破坏国际合作，甚至拖累全球经济增长。
眼下全球股市的暴跌，很大成分还是前几年涨幅过大（失去了上涨动力）后的获利回吐。跌幅还远不够反应特朗普行为可能带来的影响，还是无法简单判断为一次短暂的回调。
价值投资的鼻祖，巴菲特的老师格雷厄姆就折戟于大萧条，大势面前静态判断公司的价值显然也是不足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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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关税的本质是，想买东西，又不想（或说到了不能）给钱的境地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高端的制造业，但却处于逐渐趋于糜烂的境地（汽车行业还有非常高的产值经常作为贸易战的战场，但服装等第三世界国家的生产专属，无论如何不会回归美国，同时这是耐克等美国跨国公司的天下，利润的巨大多数都到了欧美大品牌和沃尔玛等商贸中间商的口袋，美国连买衣服的生产费用都不想付，喊制造业回流不过是行为艺术）
航空业普遍被视为制造业的“皇冠”，因为它集成了尖端技术、复杂供应链和高附加值生产。波音作为美国制造业的象征，其下滑引发了对美国重振制造业的可行性的广泛质疑。
波音为何走向衰败？
内部管理与文化变质
波音曾以工程驱动著称，但自1997年并购麦道（McDonnell Douglas）后，管理层逐渐转向利润导向而非技术优先。外包生产（如737 MAX的部分组件外包给低成本供应商）和对股东价值的过度关注削弱了质量控制。2018年和2019年的两起737 MAX空难暴露了设计缺陷和监管失察，直接导致声誉崩塌、生产停滞。
供应链与去工业化
波音依赖全球供应链，比如将机身生产外包给Spirit AeroSystems等公司，甚至将部分设计工作外包到成本较低的国家（如印度）。这种策略短期内降低了成本，但长期来看削弱了自身的制造能力。工人短缺、熟练工程师流失以及配件供应不稳定（如2024年因罢工和供应商问题导致交付延迟）进一步加剧了困境。
DEI政策与人才问题
一些评论认为，波音近年推行的“多元化、平等与包容”（DEI）政策可能在招聘和晋升中过于强调身份而非技术能力，导致核心工程团队素质下降。虽然这点具争议性，但不可否认，美国高端制造业面临人才断层，年轻一代对工程职业兴趣减少，而波音的培训投入不足以弥补缺口。
外部竞争压力
欧洲的空客（Airbus）通过技术创新抢占市场。2020年疫情后，空客恢复更快，2024年交付量（约700架）远超波音（约350架）。
不愿意淘汰落后产能
波音737已经使用漫长的时间，超过一甲子时间，即便从人类时间线角度也处于生命后期，波音却迟迟不愿意研制生产换代机型，使其在市场中渐渐落于下风。大到不能倒的企业没有正常的生命周期，现有条件下美国没有孕育新企业击败市场完全垄断者的土壤，特别是航空业这样的“传统”行业。
为什么飞机出口关税低却救不了波音？
自1979年的《民用航空器贸易协定》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国家对飞机和零部件实行低关税甚至零关税政策，旨在促进全球航空业发展。波音80%的飞机销往海外，这本应是优势。但低关税无法解决波音的根本问题：
生产瓶颈：订单积压超4000架，但因供应链和劳动力问题无法按时交付，客户转向空客。
成本上升：即便关税低，原材料（如铝）和人工成本在美国居高不下，外包又带来质量隐患。
报复性关税风险：特朗普时期对欧盟加征关税引发报复，波音飞机在欧洲市场受限。新一轮关税威胁（2025年特朗普提议对加拿大、墨西哥加征25%关税）可能进一步扰乱供应链。
美国重振制造业的幻想？
美国希望通过关税保护和政策激励（如《芯片与科学法案》）重振制造业，但波音的案例揭示了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障碍：
去工业化遗留问题
过去几十年，美国制造业外流严重，基础设施老化，熟练工人和工程师短缺。波音订单饱满却亏钱，恰恰说明生产能力跟不上需求。普通制造业（如汽车、家电）面临的工人素质和产业链缺失问题更严重。
成本劣势
美国人工成本高企（制造业工人平均年薪约6万美元，远超中国），能源和土地成本也不具竞争力。关税或许能暂时保护市场，但无法改变全球供应链的现实——中国、东南亚等地已形成完整生态。
政策局限
关税可能推高进口成本，但难以刺激本土生产。例如，波音需要的2百万个零部件中，许多依赖海外供应商，强行回流会增加时间和费用，反而削弱竞争力。历史证明，20世纪80年代的保护主义并未阻止制造业衰退。
这还是海外除了同为高生产成本运营的空客，还没有市场份额上的竞争对手的条件下
结论
波音的滑坡不是关税高低能解决的，而是管理失误、去工业化和全球化的综合结果。美国重振制造业的愿景有其道理——航空业仍是巨大经济支柱（波音直接支持超25万就业岗位）——但仅靠保护主义远远不够。真正的挑战在于重建技术能力、培养人才和优化供应链，而这些需要几十年的系统性努力。波音的困境是警钟：即使是“皇冠上的明珠”，在结构性缺陷面前也可能陨落。美国若继续幻想关税万能，恐怕只会延缓衰退，而非实现复兴。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高端的制造业，但却处于逐渐趋于糜烂的境地（汽车行业还有非常高的产值经常作为贸易战的战场，但服装等第三世界国家的生产专属，无论如何不会回归美国，同时这是耐克等美国跨国公司的天下，利润的巨大多数都到了欧美大品牌和沃尔玛等商贸中间商的口袋，美国连买衣服的生产费用都不想付，喊制造业回流不过是行为艺术）
航空业普遍被视为制造业的“皇冠”，因为它集成了尖端技术、复杂供应链和高附加值生产。波音作为美国制造业的象征，其下滑引发了对美国重振制造业的可行性的广泛质疑。
波音为何走向衰败？
内部管理与文化变质
波音曾以工程驱动著称，但自1997年并购麦道（McDonnell Douglas）后，管理层逐渐转向利润导向而非技术优先。外包生产（如737 MAX的部分组件外包给低成本供应商）和对股东价值的过度关注削弱了质量控制。2018年和2019年的两起737 MAX空难暴露了设计缺陷和监管失察，直接导致声誉崩塌、生产停滞。
供应链与去工业化
波音依赖全球供应链，比如将机身生产外包给Spirit AeroSystems等公司，甚至将部分设计工作外包到成本较低的国家（如印度）。这种策略短期内降低了成本，但长期来看削弱了自身的制造能力。工人短缺、熟练工程师流失以及配件供应不稳定（如2024年因罢工和供应商问题导致交付延迟）进一步加剧了困境。
DEI政策与人才问题
一些评论认为，波音近年推行的“多元化、平等与包容”（DEI）政策可能在招聘和晋升中过于强调身份而非技术能力，导致核心工程团队素质下降。虽然这点具争议性，但不可否认，美国高端制造业面临人才断层，年轻一代对工程职业兴趣减少，而波音的培训投入不足以弥补缺口。
外部竞争压力
欧洲的空客（Airbus）通过技术创新抢占市场。2020年疫情后，空客恢复更快，2024年交付量（约700架）远超波音（约350架）。
不愿意淘汰落后产能
波音737已经使用漫长的时间，超过一甲子时间，即便从人类时间线角度也处于生命后期，波音却迟迟不愿意研制生产换代机型，使其在市场中渐渐落于下风。大到不能倒的企业没有正常的生命周期，现有条件下美国没有孕育新企业击败市场完全垄断者的土壤，特别是航空业这样的“传统”行业。
为什么飞机出口关税低却救不了波音？
自1979年的《民用航空器贸易协定》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国家对飞机和零部件实行低关税甚至零关税政策，旨在促进全球航空业发展。波音80%的飞机销往海外，这本应是优势。但低关税无法解决波音的根本问题：
生产瓶颈：订单积压超4000架，但因供应链和劳动力问题无法按时交付，客户转向空客。
成本上升：即便关税低，原材料（如铝）和人工成本在美国居高不下，外包又带来质量隐患。
报复性关税风险：特朗普时期对欧盟加征关税引发报复，波音飞机在欧洲市场受限。新一轮关税威胁（2025年特朗普提议对加拿大、墨西哥加征25%关税）可能进一步扰乱供应链。
美国重振制造业的幻想？
美国希望通过关税保护和政策激励（如《芯片与科学法案》）重振制造业，但波音的案例揭示了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障碍：
去工业化遗留问题
过去几十年，美国制造业外流严重，基础设施老化，熟练工人和工程师短缺。波音订单饱满却亏钱，恰恰说明生产能力跟不上需求。普通制造业（如汽车、家电）面临的工人素质和产业链缺失问题更严重。
成本劣势
美国人工成本高企（制造业工人平均年薪约6万美元，远超中国），能源和土地成本也不具竞争力。关税或许能暂时保护市场，但无法改变全球供应链的现实——中国、东南亚等地已形成完整生态。
政策局限
关税可能推高进口成本，但难以刺激本土生产。例如，波音需要的2百万个零部件中，许多依赖海外供应商，强行回流会增加时间和费用，反而削弱竞争力。历史证明，20世纪80年代的保护主义并未阻止制造业衰退。
这还是海外除了同为高生产成本运营的空客，还没有市场份额上的竞争对手的条件下
结论
波音的滑坡不是关税高低能解决的，而是管理失误、去工业化和全球化的综合结果。美国重振制造业的愿景有其道理——航空业仍是巨大经济支柱（波音直接支持超25万就业岗位）——但仅靠保护主义远远不够。真正的挑战在于重建技术能力、培养人才和优化供应链，而这些需要几十年的系统性努力。波音的困境是警钟：即使是“皇冠上的明珠”，在结构性缺陷面前也可能陨落。美国若继续幻想关税万能，恐怕只会延缓衰退，而非实现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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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克的Grok3
高关税保护或振兴制造业并不现实
从历史上看，高关税政策经常与高通胀挂钩，而且往往未能有效保护或振兴制造业，反而带来一系列经济副作用。这种现象可以用几个典型案例和经济逻辑来分析。咱们一步步拆开看。
历史案例
美国《斯姆特-霍利关税法》
背景：大萧条初期，美国为保护国内产业，对2万多种进口商品加征平均40%-60%的关税，试图刺激就业和制造业。
结果：贸易伙伴迅速报复，全球贸易量在1930-1933年间暴跌66%。美国出口（如农产品）受重创，国内物价因进口成本上升而上涨，通胀压力加剧。制造业非但没复苏，反而因需求萎缩更糟。经济学家估计，这项政策让大萧条延长了至少两年。
教训：高关税不仅没保护产业，还通过贸易战和通胀把经济拖入更深泥潭。
英国帝国特惠制
背景：英国在殖民地体系内推行高关税，优先保护本国及帝国成员国的制造业。
结果：短期内本地生产有所增加，但长期看，高关税导致英国工业缺乏竞争压力，技术创新停滞。进口商品价格飙升，生活成本上升，通胀率在战后初期一度高达7%-10%。到20世纪中期，英国制造业竞争力反不如德国、日本这些开放贸易的国家。
教训：高关税可能短期保住就业，但长期让产业“温室化”，失去全球竞争力。
拉美进口替代工业化（20世纪50-70年代）
背景：阿根廷、巴西等国用高关税（有时超100%）屏蔽进口，试图自力更生发展制造业。
结果：进口商品短缺导致物价飞涨，通胀率常年两位数甚至三位数（阿根廷70年代高达300%）。本地企业因缺乏竞争和原材料进口受限，效率低下，产品质量差，最终无法与国际市场接轨。制造业虽有增长，但多是低端产业，未能形成可持续竞争力。
教训：高关税刺激的制造业往往是“虚胖”，靠补贴和保护活着，一旦开放就崩。
为什么高关税常引发高通胀？
经济逻辑很简单：
进口成本上升：关税提高进口商品价格，特别是在依赖进口原材料或消费品的国家，生产和生活成本直接增加。
报复性关税：贸易伙伴反击，出口市场萎缩，国内企业收入减少，经济活力下降。
供需失衡：本地产业短期内无法填补进口替代的空缺，商品短缺推高价格。
工资-价格螺旋：物价上涨后，工人要求加薪，企业再转嫁成本，形成通胀循环。
为什么保护制造业效果有限？
竞争缺失：高关税让本地企业躺在保护伞下，不用创新或提高效率。长期看，这种“温室效应”让产业在全球市场上站不住脚。
供应链复杂性：现代制造业依赖全球分工，高关税打断供应链，反而增加生产成本。比如，美国加征高关税，电子、汽车等行业因零件短缺可能减产，而非增产。
资本流动：关税保护的收益常被跨国公司套利，它们可能选择在低成本国家建厂再出口，绕开壁垒，本地就业并未增加。
需求萎缩：通胀压低消费者购买力，内需减少，制造业反而没市场。
数据支持
美国1890-1914年的高关税时期（平均税率40%-50%），制造业占GDP比重从20%升到25%，看似成功，但同期通胀率年均4%-5%，远超开放贸易时期的1%-2%。更关键的是，美国工业崛起主要靠技术进步和内需扩张，而非关税。
印度1947-1991年的高关税政策（平均税率超80%），制造业增长缓慢（年均3%-4%），通胀却常年超7%，直到90年代开放经济后，制造业才真正起飞。
评价
高关税作为保护制造业的工具，历史上成功案例极少，更多是“饮鸩止渴”。它短期可能保住几个工厂，但长期看，通胀侵蚀经济活力，产业竞争力不升反降。真正振兴制造业的国家，比如战后德国、日本、韩国，靠的是技术创新、出口导向和开放竞争，而非闭关锁国。特朗普的新关税若走老路，10%基准税或许还能撑一阵，但高昂的“对等税”一旦引发贸易战，通胀和供应链混乱可能让美国制造业雪上加霜。
高关税保护或振兴制造业并不现实
从历史上看，高关税政策经常与高通胀挂钩，而且往往未能有效保护或振兴制造业，反而带来一系列经济副作用。这种现象可以用几个典型案例和经济逻辑来分析。咱们一步步拆开看。
历史案例
美国《斯姆特-霍利关税法》
背景：大萧条初期，美国为保护国内产业，对2万多种进口商品加征平均40%-60%的关税，试图刺激就业和制造业。
结果：贸易伙伴迅速报复，全球贸易量在1930-1933年间暴跌66%。美国出口（如农产品）受重创，国内物价因进口成本上升而上涨，通胀压力加剧。制造业非但没复苏，反而因需求萎缩更糟。经济学家估计，这项政策让大萧条延长了至少两年。
教训：高关税不仅没保护产业，还通过贸易战和通胀把经济拖入更深泥潭。
英国帝国特惠制
背景：英国在殖民地体系内推行高关税，优先保护本国及帝国成员国的制造业。
结果：短期内本地生产有所增加，但长期看，高关税导致英国工业缺乏竞争压力，技术创新停滞。进口商品价格飙升，生活成本上升，通胀率在战后初期一度高达7%-10%。到20世纪中期，英国制造业竞争力反不如德国、日本这些开放贸易的国家。
教训：高关税可能短期保住就业，但长期让产业“温室化”，失去全球竞争力。
拉美进口替代工业化（20世纪50-70年代）
背景：阿根廷、巴西等国用高关税（有时超100%）屏蔽进口，试图自力更生发展制造业。
结果：进口商品短缺导致物价飞涨，通胀率常年两位数甚至三位数（阿根廷70年代高达300%）。本地企业因缺乏竞争和原材料进口受限，效率低下，产品质量差，最终无法与国际市场接轨。制造业虽有增长，但多是低端产业，未能形成可持续竞争力。
教训：高关税刺激的制造业往往是“虚胖”，靠补贴和保护活着，一旦开放就崩。
为什么高关税常引发高通胀？
经济逻辑很简单：
进口成本上升：关税提高进口商品价格，特别是在依赖进口原材料或消费品的国家，生产和生活成本直接增加。
报复性关税：贸易伙伴反击，出口市场萎缩，国内企业收入减少，经济活力下降。
供需失衡：本地产业短期内无法填补进口替代的空缺，商品短缺推高价格。
工资-价格螺旋：物价上涨后，工人要求加薪，企业再转嫁成本，形成通胀循环。
为什么保护制造业效果有限？
竞争缺失：高关税让本地企业躺在保护伞下，不用创新或提高效率。长期看，这种“温室效应”让产业在全球市场上站不住脚。
供应链复杂性：现代制造业依赖全球分工，高关税打断供应链，反而增加生产成本。比如，美国加征高关税，电子、汽车等行业因零件短缺可能减产，而非增产。
资本流动：关税保护的收益常被跨国公司套利，它们可能选择在低成本国家建厂再出口，绕开壁垒，本地就业并未增加。
需求萎缩：通胀压低消费者购买力，内需减少，制造业反而没市场。
数据支持
美国1890-1914年的高关税时期（平均税率40%-50%），制造业占GDP比重从20%升到25%，看似成功，但同期通胀率年均4%-5%，远超开放贸易时期的1%-2%。更关键的是，美国工业崛起主要靠技术进步和内需扩张，而非关税。
印度1947-1991年的高关税政策（平均税率超80%），制造业增长缓慢（年均3%-4%），通胀却常年超7%，直到90年代开放经济后，制造业才真正起飞。
评价
高关税作为保护制造业的工具，历史上成功案例极少，更多是“饮鸩止渴”。它短期可能保住几个工厂，但长期看，通胀侵蚀经济活力，产业竞争力不升反降。真正振兴制造业的国家，比如战后德国、日本、韩国，靠的是技术创新、出口导向和开放竞争，而非闭关锁国。特朗普的新关税若走老路，10%基准税或许还能撑一阵，但高昂的“对等税”一旦引发贸易战，通胀和供应链混乱可能让美国制造业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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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同来自: 阿邦查
黑天鹅的作者塔勒布在他那本书开篇就讲到：他及家人离开形势危机的故乡时，都以为只是很短时间的避难就可以回去，结果直到今天几十年过去那里（中东）都仍然处于战乱状态
人们不仅不会估算概率，下意识排除掉小概率（其实可能必然发生的）事件，也会下意识地认为一件事情持续的影响只会有几天时间，特别是股市
所以散户很多都很热衷于抄底，无论中美，小鱼的记忆只有14秒
把股市当成麻将馆，快进快出当然无所谓，不过如果是大金额打算长期放股市的，如此掉以轻心则很危险
华尔街的对冲基金等机构们这段时间没做别的是，就是股票降低杠杆，债券降低杠杆，毕竟他们希望自己的产品能长期生存
快进快出通常只能在牛市赚到钱，或说“特别适合鱼类生长繁殖的富饶环境中”（广撒网勤捞鱼那种），对心理层面要求很高，或说生物发展的R策略（鱼那种靠繁殖力生存、生命周期短的群体）。资金量大追求长期稳定收益K策略更为合理，耐心寻找买入时机，持有时间很长（大象这样稳定成长生命周期长的个体）
目前美股连个轻微反弹的边都没有，特朗普不把市场当回事，美联储都隐身了，连个弱反弹都没有，A股H股反弹空间很有限。强反弹出现后，再不把关税战当回事不迟，而且机构的德行，快速下跌手上的股票还都没套现的情况下，把指数拉出个双顶（2008年那样）再跑也是很自然的想法
一、强反弹与弱反弹的定义
强反弹（通常有政策面因素下场，比如直升机撒钱，降息，各种官员出来安抚市场等）：
定义：强反弹通常指股价在经历大幅下跌后，快速且大幅回升，突破关键阻力位（如前低、均线或斐波那契回撤位），并伴随高成交量。强反弹往往意味着市场情绪反转或重要买盘介入。
特征：
反弹幅度较大（通常超过下跌幅度的50%-61.8%）。
成交量显著放大，显示资金流入。
常伴随技术形态突破（如双底、头肩底）。
可能突破重要均线（如20日、50日均线）或斐波那契关键位。
弱反弹：
定义：弱反弹指股价在下跌后出现小幅回升，但力度有限，未能突破关键阻力位，通常在下跌幅度的23.6%-38.2%之间止步。弱反弹往往是短期超卖后的技术性修复，缺乏持续性。
特征：
反弹幅度较小（通常在下跌幅度的23.6%-38.2%）。
成交量低迷，缺乏资金推动。
未能突破重要均线或阻力位。
可能形成下降三角形或旗形等整理形态。
二、黄金分割比例在技术分析中的应用
黄金分割比例（Fibonacci Retracement）是技术分析中常用的工具，基于斐波那契数列的比率（23.6%、38.2%、50%、61.8%、78.6%等），用于识别价格可能的支撑位和阻力位。以下是其在反弹中的应用：
核心原理：
在下跌趋势中，黄金分割回撤用于寻找反弹的潜在目标位。例如，从高点到低点的下跌幅度中，23.6%、38.2%、50%、61.8%是常见的反弹阻力位。
在上涨趋势中，黄金分割用于寻找回调的支撑位。
反弹中的典型应用：
23.6%-38.2%：通常对应弱反弹，价格可能在这些水平短暂企稳，但缺乏突破动能。
50%-61.8%：通常对应强反弹，价格突破这些水平可能预示趋势反转。
78.6%及以上：若反弹达到或超过78.6%，可能意味着下跌趋势结束，进入新的上涨周期。
人们不仅不会估算概率，下意识排除掉小概率（其实可能必然发生的）事件，也会下意识地认为一件事情持续的影响只会有几天时间，特别是股市
所以散户很多都很热衷于抄底，无论中美，小鱼的记忆只有14秒
把股市当成麻将馆，快进快出当然无所谓，不过如果是大金额打算长期放股市的，如此掉以轻心则很危险
华尔街的对冲基金等机构们这段时间没做别的是，就是股票降低杠杆，债券降低杠杆，毕竟他们希望自己的产品能长期生存
快进快出通常只能在牛市赚到钱，或说“特别适合鱼类生长繁殖的富饶环境中”（广撒网勤捞鱼那种），对心理层面要求很高，或说生物发展的R策略（鱼那种靠繁殖力生存、生命周期短的群体）。资金量大追求长期稳定收益K策略更为合理，耐心寻找买入时机，持有时间很长（大象这样稳定成长生命周期长的个体）
目前美股连个轻微反弹的边都没有，特朗普不把市场当回事，美联储都隐身了，连个弱反弹都没有，A股H股反弹空间很有限。强反弹出现后，再不把关税战当回事不迟，而且机构的德行，快速下跌手上的股票还都没套现的情况下，把指数拉出个双顶（2008年那样）再跑也是很自然的想法
一、强反弹与弱反弹的定义
强反弹（通常有政策面因素下场，比如直升机撒钱，降息，各种官员出来安抚市场等）：
定义：强反弹通常指股价在经历大幅下跌后，快速且大幅回升，突破关键阻力位（如前低、均线或斐波那契回撤位），并伴随高成交量。强反弹往往意味着市场情绪反转或重要买盘介入。
特征：
反弹幅度较大（通常超过下跌幅度的50%-61.8%）。
成交量显著放大，显示资金流入。
常伴随技术形态突破（如双底、头肩底）。
可能突破重要均线（如20日、50日均线）或斐波那契关键位。
弱反弹：
定义：弱反弹指股价在下跌后出现小幅回升，但力度有限，未能突破关键阻力位，通常在下跌幅度的23.6%-38.2%之间止步。弱反弹往往是短期超卖后的技术性修复，缺乏持续性。
特征：
反弹幅度较小（通常在下跌幅度的23.6%-38.2%）。
成交量低迷，缺乏资金推动。
未能突破重要均线或阻力位。
可能形成下降三角形或旗形等整理形态。
二、黄金分割比例在技术分析中的应用
黄金分割比例（Fibonacci Retracement）是技术分析中常用的工具，基于斐波那契数列的比率（23.6%、38.2%、50%、61.8%、78.6%等），用于识别价格可能的支撑位和阻力位。以下是其在反弹中的应用：
核心原理：
在下跌趋势中，黄金分割回撤用于寻找反弹的潜在目标位。例如，从高点到低点的下跌幅度中，23.6%、38.2%、50%、61.8%是常见的反弹阻力位。
在上涨趋势中，黄金分割用于寻找回调的支撑位。
反弹中的典型应用：
23.6%-38.2%：通常对应弱反弹，价格可能在这些水平短暂企稳，但缺乏突破动能。
50%-61.8%：通常对应强反弹，价格突破这些水平可能预示趋势反转。
78.6%及以上：若反弹达到或超过78.6%，可能意味着下跌趋势结束，进入新的上涨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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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tleboy886
贸易经常账户的逆差资本账户的顺差川普只说贸易账户逆差，不讲资本账户顺差，或许他的基本盘主要在前者，后者是华尔街的蛋糕，所以关税问题本质是美国内部矛盾的外溢结束逆差美元输出，资本账户顺差也会对应下降，美股美债危非常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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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新闻秘书：将从4月9日起开始征收对中国的104%额外关税 2025-04-09 00:46:07 4 月 9 日，据 FOX BUSINESS 报道，白宫新闻秘书表示，对中国的 104% 的额外关税已于东部时间中午生效。104% 的额外关税将从明天 4 月 9 日起开始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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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朗普以关税代替联邦增值税,增加联邦财力,所以关税是一定要收的,也就有基础税率
2 剑指中国,差别化关税税率,重塑全球贸易和供应链
3 美国代价已经下注,现在轮到中国代价了.目前情况没有后退可言,丢掉幻想,准备战斗
2 剑指中国,差别化关税税率,重塑全球贸易和供应链
3 美国代价已经下注,现在轮到中国代价了.目前情况没有后退可言,丢掉幻想,准备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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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作为世界货币，随着全球经济增长和贸易规模的扩大，美元的供给必须不断增加，美国的贸易逆差必然不断扩大，你不能既要美元霸权，又要国际收支平衡，这是做不到的（特里芬难题）。如果美国坚持打贸易战，强行阻止逆差扩大，则会造成全球美元紧缺，严重阻碍全球经济贸易增长，其他国家会寻找美元替代方案，长期势必会动摇美元的霸主地位，这同黄金失去本位货币地位是一样的逻辑。
在美元霸权和制造业回归之间如何取舍，特朗普自己想好了吗？
在美元霸权和制造业回归之间如何取舍，特朗普自己想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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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利欧的五大力量
债务、货币和经济周期（Debt, Money, and Economic Cycles）
核心概念：这一力量涉及债务的积累、货币政策的运作以及经济周期的起伏。Dalio认为，长期债务周期（通常持续50-75年）是经济和市场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当债务水平过高，债务泡沫不可持续（特朗普“疯狂”举动的根本原因）。中央银行通过印钞或调整利率来应对时，会导致货币贬值、通货膨胀或金融危机，最终引发经济秩序的重组。
详细机制：
短期债务周期（5-10年）：表现为经济扩张（债务增加）与收缩（去杠杆化）的交替，通常通过利率调整管理。
长期债务周期（50-75年）：当债务积累到不可持续水平，货币体系（如金本位或法定货币）可能崩溃，导致货币贬值或新货币体系的建立。例如，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标志着美元与黄金脱钩。
货币政策的影响：宽松货币政策（如量化宽松）可能短期刺激经济，但长期可能导致资产泡沫和不平等加剧。
当前背景（2025年）：现阶段全球债务水平高企（例如美国国债超过33万亿美元），加上高利率环境和潜在的货币贬值风险，可能导致全球金融体系的重大调整。他警告关税等政策可能加剧这一趋势，扰乱资本市场和国际贸易。
内部财富差距与政治秩序（Internal Wealth Gap and Political Order）
核心概念：这一力量关注国内财富分配不均如何导致社会分裂、政治极化和治理危机。当贫富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社会可能陷入冲突，甚至引发民粹主义、革命或内战。
详细机制：
财富不平等的后果：富人控制更多资源，穷人感到被剥夺，导致社会不满情绪上升。Dalio引用历史数据（如美国基尼系数）表明，当前财富差距已接近1929年大萧条和1900年代初的水平。
政治极化：不平等加剧导致左右派对立，削弱妥协能力，可能导致政策瘫痪或极端政策（如保护主义或激进的税收改革）。
历史类比：Dalio常提到1930年代的美国和欧洲，当财富差距引发民粹主义和政治动荡，最终导致经济崩溃和战争。
当前背景（2025年）：Dalio可能指出，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政治极化（如特朗普政策引发的争议）是财富差距扩大的结果。关税等政策可能进一步加剧国内经济压力，削弱社会凝聚力。
国际地缘政治与大国冲突（International Geopolitics and Great Power Conflict）
核心概念：这一力量描述主要大国之间的竞争如何塑造全球秩序。当一个霸权国家（如美国）的实力相对下降，而新兴国家（如中国）崛起时，地缘政治冲突（贸易战、军事对抗等）会加剧，可能导致战争或新秩序的建立。
详细机制：
霸权周期：Dalio认为，全球秩序通常由一个主导国家（及其货币、军事和文化）定义，但当其经济和军事实力下降时，会面临挑战。历史上，荷兰、英国和美国依次成为霸权国家。
冲突形式：包括经济制裁（如关税）、技术竞争（如AI和半导体）、军事对峙等。
储备货币的角色：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是美国霸权的核心，但其地位可能因债务危机或替代货币（如人民币国际化）而动摇。
当前背景（2025年）：Dalio可能强调美中之间的持续竞争（如贸易战升级、技术脱钩）以及其他地缘政治热点（如俄乌冲突、中东局势）正在重塑全球秩序。关税政策可能被视为地缘政治博弈的一部分，进一步加剧大国对抗。
气候变化与自然灾害（Climate Change and Acts of Nature）
核心概念：气候变化及其引发的自然灾害（如极端天气、资源短缺）对经济、社会和政治稳定构成重大威胁。Dalio认为，气候问题不仅是环境挑战，还会放大其他力量的负面效应。
详细机制：
经济影响：气候变化导致农业减产、供应链中断和基础设施损失，推高通胀并削弱经济增长。例如，2020年代的极端天气已导致全球粮食价格波动。
社会影响：资源争夺（如水资源、能源）可能引发国内和国际冲突，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政策挑战：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全球合作，但地缘政治分歧（如美中在气候协议上的博弈）阻碍有效行动。
当前背景（2025年）：Dalio可能指出，关税等保护主义政策可能削弱全球气候合作的动力，例如通过增加绿色技术成本或阻碍国际援助。他可能还提到2024-2025年的极端天气事件（如飓风、干旱）如何加剧经济压力。
技术进步与人类创造力（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Human Inventiveness）
核心概念：技术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和生产力的核心力量，但也带来颠覆性影响，如就业结构变化、社会不平等加剧和地缘政治竞争。Dalio认为，技术既是机遇，也是风险。
详细机制：
积极影响：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清洁能源等领域的突破可以解决重大问题（如疾病、能源短缺），并推动经济增长。
负面影响：自动化导致低技能岗位减少，加剧财富差距；技术竞争（如AI军备竞赛）可能引发新的冲突形式。
历史类比：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都重塑了社会结构，但也带来了短期阵痛（如工人失业、社会动荡）。
债务、货币和经济周期（Debt, Money, and Economic Cycles）
核心概念：这一力量涉及债务的积累、货币政策的运作以及经济周期的起伏。Dalio认为，长期债务周期（通常持续50-75年）是经济和市场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当债务水平过高，债务泡沫不可持续（特朗普“疯狂”举动的根本原因）。中央银行通过印钞或调整利率来应对时，会导致货币贬值、通货膨胀或金融危机，最终引发经济秩序的重组。
详细机制：
短期债务周期（5-10年）：表现为经济扩张（债务增加）与收缩（去杠杆化）的交替，通常通过利率调整管理。
长期债务周期（50-75年）：当债务积累到不可持续水平，货币体系（如金本位或法定货币）可能崩溃，导致货币贬值或新货币体系的建立。例如，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标志着美元与黄金脱钩。
货币政策的影响：宽松货币政策（如量化宽松）可能短期刺激经济，但长期可能导致资产泡沫和不平等加剧。
当前背景（2025年）：现阶段全球债务水平高企（例如美国国债超过33万亿美元），加上高利率环境和潜在的货币贬值风险，可能导致全球金融体系的重大调整。他警告关税等政策可能加剧这一趋势，扰乱资本市场和国际贸易。
内部财富差距与政治秩序（Internal Wealth Gap and Political Order）
核心概念：这一力量关注国内财富分配不均如何导致社会分裂、政治极化和治理危机。当贫富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社会可能陷入冲突，甚至引发民粹主义、革命或内战。
详细机制：
财富不平等的后果：富人控制更多资源，穷人感到被剥夺，导致社会不满情绪上升。Dalio引用历史数据（如美国基尼系数）表明，当前财富差距已接近1929年大萧条和1900年代初的水平。
政治极化：不平等加剧导致左右派对立，削弱妥协能力，可能导致政策瘫痪或极端政策（如保护主义或激进的税收改革）。
历史类比：Dalio常提到1930年代的美国和欧洲，当财富差距引发民粹主义和政治动荡，最终导致经济崩溃和战争。
当前背景（2025年）：Dalio可能指出，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政治极化（如特朗普政策引发的争议）是财富差距扩大的结果。关税等政策可能进一步加剧国内经济压力，削弱社会凝聚力。
国际地缘政治与大国冲突（International Geopolitics and Great Power Conflict）
核心概念：这一力量描述主要大国之间的竞争如何塑造全球秩序。当一个霸权国家（如美国）的实力相对下降，而新兴国家（如中国）崛起时，地缘政治冲突（贸易战、军事对抗等）会加剧，可能导致战争或新秩序的建立。
详细机制：
霸权周期：Dalio认为，全球秩序通常由一个主导国家（及其货币、军事和文化）定义，但当其经济和军事实力下降时，会面临挑战。历史上，荷兰、英国和美国依次成为霸权国家。
冲突形式：包括经济制裁（如关税）、技术竞争（如AI和半导体）、军事对峙等。
储备货币的角色：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是美国霸权的核心，但其地位可能因债务危机或替代货币（如人民币国际化）而动摇。
当前背景（2025年）：Dalio可能强调美中之间的持续竞争（如贸易战升级、技术脱钩）以及其他地缘政治热点（如俄乌冲突、中东局势）正在重塑全球秩序。关税政策可能被视为地缘政治博弈的一部分，进一步加剧大国对抗。
气候变化与自然灾害（Climate Change and Acts of Nature）
核心概念：气候变化及其引发的自然灾害（如极端天气、资源短缺）对经济、社会和政治稳定构成重大威胁。Dalio认为，气候问题不仅是环境挑战，还会放大其他力量的负面效应。
详细机制：
经济影响：气候变化导致农业减产、供应链中断和基础设施损失，推高通胀并削弱经济增长。例如，2020年代的极端天气已导致全球粮食价格波动。
社会影响：资源争夺（如水资源、能源）可能引发国内和国际冲突，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政策挑战：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全球合作，但地缘政治分歧（如美中在气候协议上的博弈）阻碍有效行动。
当前背景（2025年）：Dalio可能指出，关税等保护主义政策可能削弱全球气候合作的动力，例如通过增加绿色技术成本或阻碍国际援助。他可能还提到2024-2025年的极端天气事件（如飓风、干旱）如何加剧经济压力。
技术进步与人类创造力（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Human Inventiveness）
核心概念：技术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和生产力的核心力量，但也带来颠覆性影响，如就业结构变化、社会不平等加剧和地缘政治竞争。Dalio认为，技术既是机遇，也是风险。
详细机制：
积极影响：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清洁能源等领域的突破可以解决重大问题（如疾病、能源短缺），并推动经济增长。
负面影响：自动化导致低技能岗位减少，加剧财富差距；技术竞争（如AI军备竞赛）可能引发新的冲突形式。
历史类比：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都重塑了社会结构，但也带来了短期阵痛（如工人失业、社会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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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水基金创始人雷·达利欧（Ray Dalio）2025年4月7日发表的帖子《Don't Make the Mistake of Thinking That What’s Now Happening is Mostly About Tariffs》中指出
“我强烈建议回顾历史上的类似时期，以更好地理解接下来可能发生什么。”
关税只是表象和手段，深层次的因素决定着大势的变化
作者：Ray Dalio
发布时间：2025年4月7日
此时此刻，人们正在密切关注新宣布的关税及其对市场和经济的巨大影响，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与此同时，人们很少关注导致这些关税出现的情况，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更大规模的颠覆性事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这些关税公告是非常重要的发展，我们都知道是特朗普总统促成了它们。然而，大多数人忽视了让他当选总统并带来这些关税的根本环境因素。他们也大多忽略了驱动几乎一切（包括关税在内）的更为重要的大趋势。
更宏大、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正在见证一场货币、政治和地缘政治秩序的经典崩溃。这类崩溃大约一生只发生一次，但在历史上却多次出现，当类似的不可持续条件出现时就会发生。如果您让自己被那些吸引眼球的戏剧性变化（比如关税）分散注意力，您将错过这些大趋势的条件和动态是如何引发这些引人注目的变化的。
例如，想想特朗普在关税上的行动将如何影响：
货币/市场和经济秩序（它将对此造成破坏）；
国内政治秩序（它可能会削弱他的支持基础，从而造成破坏）；
国际地缘政治秩序（它将在金融、经济、政治和地缘政治等多个显而易见的方面造成破坏）；
气候（它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全球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技术发展（它将以一些积极的方式对美国产生影响，例如将更多技术生产带回美国，但也会以一些有害的方式造成破坏，比如对支持技术发展的资本市场造成干扰，以及其他难以在此一一列举的方式）。
在思考这些时，记住当前发生的事情只是历史上无数次发生过的现代版本会很有帮助。我的目标是通过历史视角帮助人们理解这些基本趋势，这样他们就能更好地应对这些变化——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一个国家。
正如我之前多次提到的，我认为有五大力量在塑造世界格局，它们以周期性的方式演变。这些力量目前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导致我们所见的系统性变化。我强烈建议回顾历史上的类似时期，以更好地理解接下来可能发生什么
“我强烈建议回顾历史上的类似时期，以更好地理解接下来可能发生什么。”
关税只是表象和手段，深层次的因素决定着大势的变化
作者：Ray Dalio
发布时间：2025年4月7日
此时此刻，人们正在密切关注新宣布的关税及其对市场和经济的巨大影响，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与此同时，人们很少关注导致这些关税出现的情况，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更大规模的颠覆性事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这些关税公告是非常重要的发展，我们都知道是特朗普总统促成了它们。然而，大多数人忽视了让他当选总统并带来这些关税的根本环境因素。他们也大多忽略了驱动几乎一切（包括关税在内）的更为重要的大趋势。
更宏大、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正在见证一场货币、政治和地缘政治秩序的经典崩溃。这类崩溃大约一生只发生一次，但在历史上却多次出现，当类似的不可持续条件出现时就会发生。如果您让自己被那些吸引眼球的戏剧性变化（比如关税）分散注意力，您将错过这些大趋势的条件和动态是如何引发这些引人注目的变化的。
例如，想想特朗普在关税上的行动将如何影响：
货币/市场和经济秩序（它将对此造成破坏）；
国内政治秩序（它可能会削弱他的支持基础，从而造成破坏）；
国际地缘政治秩序（它将在金融、经济、政治和地缘政治等多个显而易见的方面造成破坏）；
气候（它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全球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技术发展（它将以一些积极的方式对美国产生影响，例如将更多技术生产带回美国，但也会以一些有害的方式造成破坏，比如对支持技术发展的资本市场造成干扰，以及其他难以在此一一列举的方式）。
在思考这些时，记住当前发生的事情只是历史上无数次发生过的现代版本会很有帮助。我的目标是通过历史视角帮助人们理解这些基本趋势，这样他们就能更好地应对这些变化——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一个国家。
正如我之前多次提到的，我认为有五大力量在塑造世界格局，它们以周期性的方式演变。这些力量目前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导致我们所见的系统性变化。我强烈建议回顾历史上的类似时期，以更好地理解接下来可能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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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家人
英美当时没用太长时间就取消金本位了，经济并没有因此走好
货币学派（弗里德曼等）强调货币政策是导致大萧条的核心因素，美联储的紧缩直接导致通缩和银行危机。
但凯恩斯学派则认为财富的分配问题和产能过剩导致需求不足才是主因。
20世纪初，许多国家采用金本位制以稳定国际贸易和货币价值。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打破了这一体系的稳定性。战后，各国试图恢复金本位，但经济不平衡、战争债务和高失业率使得这一努力困难重重。1929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大萧条进一步加剧了局势，银行倒闭、贸易萎缩和货币贬值成为普遍现象。
1931年的转折
1931年，金本位制的崩溃主要与英国的决定有关。作为当时的世界金融中心，英国在9月21日宣布放弃金本位，暂停英镑与黄金的兑换。这一决定震动了全球经济，原因包括：
经济压力：大萧条导致英国出口下降，黄金储备流失严重，无法维持英镑与黄金的固定兑换率。
金融危机：欧洲银行体系的崩溃，尤其是奥地利和德国的银行危机，引发了对英国金融稳定的担忧。
国际连锁反应：英国退出金本位后，其他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部分欧洲国家）迅速效仿，放弃金本位以保护本国经济。
影响
货币贬值与竞争：各国放弃金本位后，纷纷让本国货币贬值以刺激出口，导致“货币战争”。
经济政策转变：各国开始采用更灵活的货币政策，为后来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金本位的终结：1931年后，国际金本位体系实质上瓦解，尽管美国直到1933年才正式退出金本位。
美元与黄金再度挂钩
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美元与黄金挂钩（1盎司黄金=35美元），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这一体系为战后全球经济复苏提供了稳定框架。
再度脱钩
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
转向石油美元
1975年，美国与海湾国家相继签订协议，主要内容是：这些国家只能用美元来进行石油结算。这样一来，全世界石油进口国就必须持有美元
眼下，随着可再生能源发展，新能源车比例提升，德国这样的工业大国和无油国，实现能源自给不再是幻想。和中东国家转向欧元与人民币支付等因素，石油美元也并不牢靠了
所以，不能肆无忌惮地印刷，从其他国家换得商品的情况下，美元需要新的锚，或说仅能通过美国许可才能获得的商品
比如被寄予厚望的芯片、AI技术、算力等，当然能不能实现垄断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离不开产业基础。高关税打压竞争对手就可以理解了
当年加关税不是主因，主因是金本位制货币通缩了，老美还在金本位下加息收流动性，通缩加收流动性直接打爆市场，中国国民政府当年实行银本位制无货币通缩及无加息经济就还好近代中国战乱不断，主体是自己自足的农业经济，只要没有大的兵戈活动，那就相对还好
英美当时没用太长时间就取消金本位了，经济并没有因此走好
货币学派（弗里德曼等）强调货币政策是导致大萧条的核心因素，美联储的紧缩直接导致通缩和银行危机。
但凯恩斯学派则认为财富的分配问题和产能过剩导致需求不足才是主因。
20世纪初，许多国家采用金本位制以稳定国际贸易和货币价值。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打破了这一体系的稳定性。战后，各国试图恢复金本位，但经济不平衡、战争债务和高失业率使得这一努力困难重重。1929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大萧条进一步加剧了局势，银行倒闭、贸易萎缩和货币贬值成为普遍现象。
1931年的转折
1931年，金本位制的崩溃主要与英国的决定有关。作为当时的世界金融中心，英国在9月21日宣布放弃金本位，暂停英镑与黄金的兑换。这一决定震动了全球经济，原因包括：
经济压力：大萧条导致英国出口下降，黄金储备流失严重，无法维持英镑与黄金的固定兑换率。
金融危机：欧洲银行体系的崩溃，尤其是奥地利和德国的银行危机，引发了对英国金融稳定的担忧。
国际连锁反应：英国退出金本位后，其他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部分欧洲国家）迅速效仿，放弃金本位以保护本国经济。
影响
货币贬值与竞争：各国放弃金本位后，纷纷让本国货币贬值以刺激出口，导致“货币战争”。
经济政策转变：各国开始采用更灵活的货币政策，为后来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金本位的终结：1931年后，国际金本位体系实质上瓦解，尽管美国直到1933年才正式退出金本位。
美元与黄金再度挂钩
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美元与黄金挂钩（1盎司黄金=35美元），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这一体系为战后全球经济复苏提供了稳定框架。
再度脱钩
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
转向石油美元
1975年，美国与海湾国家相继签订协议，主要内容是：这些国家只能用美元来进行石油结算。这样一来，全世界石油进口国就必须持有美元
眼下，随着可再生能源发展，新能源车比例提升，德国这样的工业大国和无油国，实现能源自给不再是幻想。和中东国家转向欧元与人民币支付等因素，石油美元也并不牢靠了
所以，不能肆无忌惮地印刷，从其他国家换得商品的情况下，美元需要新的锚，或说仅能通过美国许可才能获得的商品
比如被寄予厚望的芯片、AI技术、算力等，当然能不能实现垄断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离不开产业基础。高关税打压竞争对手就可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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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佛
- 最美的声音是安静,最真的生活是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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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制造业大国的商品堆积的无处可去时，往往会通过扩张战争来消化生产能力。不过我们目前始终坚持的是和平外交，所以我们如何来应对国内生产过剩也是个大难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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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美股崩盘前夕，格雷厄姆管理的基金规模已达250万美元（相当于2025年的3.8亿美元），但他在投资中犯下两大致命错误：
一、过度使用杠杆：融资比例高达130%，导致市场暴跌时无法抵御强制平仓风险；
二、误判市场修复周期：认为“非理性下跌不可持续”，在1930-1932年持续抄底，最终基金亏损70%-90%，个人资产几乎归零。
格雷厄姆在大萧条中的经历，深刻塑造了他后续的投资哲学。
杠杆的毁灭性后果
大萧条时期的经历让他深刻认识到，杠杆在市场繁荣时看似助力，但在崩盘时会加速毁灭，使投资者失去翻身机会。
股债平衡的启示
大萧条期间，股票市场几乎全线崩溃，而债券虽然也受到冲击，但相对稳定的收益和较低的波动性为一些投资者提供了缓冲。格雷厄姆观察到，完全依赖股票的组合在大萧条中尤为脆弱，而适当配置债券能够在极端环境下保护资本。这一教训促使他思考如何通过股债组合实现风险与回报的平衡（股票仓位25%-75%）。
投资准则的变化
基于杠杆的惨痛教训和股债平衡的启发，格雷厄姆的投资准则发生了以下显著变化：
彻底摒弃杠杆，强调自有资金
杠杆导致的血亏让格雷厄姆对借贷投资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厌恶。他在《聪明的投资者》中明确建议投资者只使用自有资金，避免任何形式的债务投资。他认为，杠杆不仅放大了市场风险，还剥夺了投资者在危机中的主动权，而自有资金则赋予了坚持长期策略的能力。
安全边际的深化与绝对优先级
杠杆的失败强化了安全边际的重要性。格雷厄姆要求以远低于内在价值的价格购买股票或债券（例如低于净流动资产的2/3），以确保即使市场暴跌，也不至于因杠杆压力被迫卖出。这一原则成为他规避风险的基石，尤其是在面对大萧条那样的极端情况时。
引入股债平衡策略
大萧条后，格雷厄姆开始倡导股债组合的投资方法。他建议投资者根据市场条件和个人风险承受能力，在股票和债券之间进行动态分配。例如，在《聪明的投资者》中，他提出普通投资者可采用50%股票和50%债券的基本配置，当股票估值过高时增加债券比例，反之则增加股票比例。这种平衡旨在降低波动性，保护资本，同时保留一定的增长潜力。
财务稳健性与现金流的极端重视
杠杆危机让格雷厄姆意识到流动性的关键性，而股债平衡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理念。他筛选股票时要求低债务、高流动比率（流动资产远超流动负债），筛选债券时则偏好高信用评级和稳定利息支付的企业。这种保守标准确保投资组合在经济低谷中仍有偿付能力。
长期视角与情绪管理的强化
杠杆放大了他在大萧条中的情绪波动，而股债平衡则为他提供了一种心理缓冲。格雷厄姆通过“市场先生”隐喻强调，投资者应无视短期市场情绪，依靠股债组合的稳定性保持纪律性。避免杠杆和适度配置债券，能让投资者在大萧条式的恐慌中坚持理性。
从单一资产到多元化配置
大萧条前，格雷厄姆的投资较为集中于股票，且有时使用杠杆放大收益。但血亏经历和股债平衡的启发促使他转向多元化。他不仅在股票中分散持仓，还通过加入债券降低整体风险，确保组合不会因单一资产类别崩盘而全盘皆输。
一、过度使用杠杆：融资比例高达130%，导致市场暴跌时无法抵御强制平仓风险；
二、误判市场修复周期：认为“非理性下跌不可持续”，在1930-1932年持续抄底，最终基金亏损70%-90%，个人资产几乎归零。
格雷厄姆在大萧条中的经历，深刻塑造了他后续的投资哲学。
杠杆的毁灭性后果
大萧条时期的经历让他深刻认识到，杠杆在市场繁荣时看似助力，但在崩盘时会加速毁灭，使投资者失去翻身机会。
股债平衡的启示
大萧条期间，股票市场几乎全线崩溃，而债券虽然也受到冲击，但相对稳定的收益和较低的波动性为一些投资者提供了缓冲。格雷厄姆观察到，完全依赖股票的组合在大萧条中尤为脆弱，而适当配置债券能够在极端环境下保护资本。这一教训促使他思考如何通过股债组合实现风险与回报的平衡（股票仓位25%-75%）。
投资准则的变化
基于杠杆的惨痛教训和股债平衡的启发，格雷厄姆的投资准则发生了以下显著变化：
彻底摒弃杠杆，强调自有资金
杠杆导致的血亏让格雷厄姆对借贷投资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厌恶。他在《聪明的投资者》中明确建议投资者只使用自有资金，避免任何形式的债务投资。他认为，杠杆不仅放大了市场风险，还剥夺了投资者在危机中的主动权，而自有资金则赋予了坚持长期策略的能力。
安全边际的深化与绝对优先级
杠杆的失败强化了安全边际的重要性。格雷厄姆要求以远低于内在价值的价格购买股票或债券（例如低于净流动资产的2/3），以确保即使市场暴跌，也不至于因杠杆压力被迫卖出。这一原则成为他规避风险的基石，尤其是在面对大萧条那样的极端情况时。
引入股债平衡策略
大萧条后，格雷厄姆开始倡导股债组合的投资方法。他建议投资者根据市场条件和个人风险承受能力，在股票和债券之间进行动态分配。例如，在《聪明的投资者》中，他提出普通投资者可采用50%股票和50%债券的基本配置，当股票估值过高时增加债券比例，反之则增加股票比例。这种平衡旨在降低波动性，保护资本，同时保留一定的增长潜力。
财务稳健性与现金流的极端重视
杠杆危机让格雷厄姆意识到流动性的关键性，而股债平衡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理念。他筛选股票时要求低债务、高流动比率（流动资产远超流动负债），筛选债券时则偏好高信用评级和稳定利息支付的企业。这种保守标准确保投资组合在经济低谷中仍有偿付能力。
长期视角与情绪管理的强化
杠杆放大了他在大萧条中的情绪波动，而股债平衡则为他提供了一种心理缓冲。格雷厄姆通过“市场先生”隐喻强调，投资者应无视短期市场情绪，依靠股债组合的稳定性保持纪律性。避免杠杆和适度配置债券，能让投资者在大萧条式的恐慌中坚持理性。
从单一资产到多元化配置
大萧条前，格雷厄姆的投资较为集中于股票，且有时使用杠杆放大收益。但血亏经历和股债平衡的启发促使他转向多元化。他不仅在股票中分散持仓，还通过加入债券降低整体风险，确保组合不会因单一资产类别崩盘而全盘皆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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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帝国特惠制直到二战时亡国在即、不承诺废弃就得不到租借法案的援助后才不得不事实上放弃。美国的高关税政策，或说特定国家高关税政策持续的时间可能还要久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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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特惠制（Imperial Preference）是20世纪初英国及其自治领（Dominions）之间建立的一种经济政策，旨在通过降低关税和贸易壁垒来促进英帝国内部的贸易。这一制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的殖民地会议，但真正形成体系并产生显著影响是在20世纪初，尤其是1932年的渥太华会议（Ottawa Conference）。以下是其发展历史及二战期间事实上放弃的概述：
起源与发展
帝国特惠制的理念最早由英国殖民地大臣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在19世纪末提出。他主张通过关税改革加强帝国经济联系，抵御来自美国和德国等新兴工业国的竞争。然而，这一想法在当时因自由贸易派的主导而未获广泛支持。
20世纪初，随着全球经济竞争加剧和英国经济相对衰落，帝国特惠制逐渐受到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及其自治领（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开始探讨更紧密的经济合作。1931年，英国放弃金本位制并通过《进口关税法》（Import Duties Act of 1932），对非帝国国家征收10%的普遍关税，为帝国特惠制奠定了法律基础。
1932年的渥太华会议是帝国特惠制的顶峰。会上，英国与各自治领达成一系列双边协议，同意相互降低关税，促进帝国内部贸易。例如，英国对自治领的农产品提供优惠关税，而自治领则为英国制成品提供市场。
二战中的事实上放弃
尽管帝国特惠制在20世纪30年代取得一定成功，但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的爆发及其后果导致其事实上被放弃。主要原因包括：
战时经济需求的变化
二战期间，英国经济全面转向战时体制，优先考虑与盟国（尤其是美国）的合作，而非帝国内部的贸易。战争物资的全球分配和生产需求削弱了特惠制的实际操作空间。例如，英国通过《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 1941）从美国获得大量援助，这要求英国开放市场，而非维持帝国特惠的封闭体系。
美国的影响与压力
美国作为二战中的主要盟友，反对帝国特惠制，认为其违背自由贸易原则。1941年的《大西洋宪章》中，罗斯福和丘吉尔承诺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尽管丘吉尔试图保留帝国特惠制，但美国在战后经济援助（如马歇尔计划）中施加压力，要求英国逐步拆除这一体系。
战后国际贸易新秩序
二战结束后，1947年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标志着全球贸易体系向多边主义转变。英国作为缔约国之一，不得不逐步放弃帝国特惠制，转而融入更广泛的国际贸易框架。战后英国经济的虚弱也使其难以维持帝国经济圈的独立性。
自治领的独立性增强
二战期间及战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自治领的民族主义情绪上升，它们更倾向于发展独立的经济政策，而非依赖英国主导的特惠制。例如，澳大利亚在战后加强了与美国的经济联系。
结论
帝国特惠制在二战前是英国维持帝国经济联系的重要工具，但战争的现实需求和战后国际格局的变化使其事实上被放弃。到20世纪50年代，随着战后重建和去殖民化进程的加速，这一制度逐渐成为历史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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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特惠制（Imperial Preference）是20世纪初英国及其自治领（Dominions）之间建立的一种经济政策，旨在通过降低关税和贸易壁垒来促进英帝国内部的贸易。这一制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的殖民地会议，但真正形成体系并产生显著影响是在20世纪初，尤其是1932年的渥太华会议（Ottawa Conference）。以下是其发展历史及二战期间事实上放弃的概述：
起源与发展
帝国特惠制的理念最早由英国殖民地大臣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在19世纪末提出。他主张通过关税改革加强帝国经济联系，抵御来自美国和德国等新兴工业国的竞争。然而，这一想法在当时因自由贸易派的主导而未获广泛支持。
20世纪初，随着全球经济竞争加剧和英国经济相对衰落，帝国特惠制逐渐受到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及其自治领（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开始探讨更紧密的经济合作。1931年，英国放弃金本位制并通过《进口关税法》（Import Duties Act of 1932），对非帝国国家征收10%的普遍关税，为帝国特惠制奠定了法律基础。
1932年的渥太华会议是帝国特惠制的顶峰。会上，英国与各自治领达成一系列双边协议，同意相互降低关税，促进帝国内部贸易。例如，英国对自治领的农产品提供优惠关税，而自治领则为英国制成品提供市场。
二战中的事实上放弃
尽管帝国特惠制在20世纪30年代取得一定成功，但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的爆发及其后果导致其事实上被放弃。主要原因包括：
战时经济需求的变化
二战期间，英国经济全面转向战时体制，优先考虑与盟国（尤其是美国）的合作，而非帝国内部的贸易。战争物资的全球分配和生产需求削弱了特惠制的实际操作空间。例如，英国通过《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 1941）从美国获得大量援助，这要求英国开放市场，而非维持帝国特惠的封闭体系。
美国的影响与压力
美国作为二战中的主要盟友，反对帝国特惠制，认为其违背自由贸易原则。1941年的《大西洋宪章》中，罗斯福和丘吉尔承诺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尽管丘吉尔试图保留帝国特惠制，但美国在战后经济援助（如马歇尔计划）中施加压力，要求英国逐步拆除这一体系。
战后国际贸易新秩序
二战结束后，1947年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标志着全球贸易体系向多边主义转变。英国作为缔约国之一，不得不逐步放弃帝国特惠制，转而融入更广泛的国际贸易框架。战后英国经济的虚弱也使其难以维持帝国经济圈的独立性。
自治领的独立性增强
二战期间及战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自治领的民族主义情绪上升，它们更倾向于发展独立的经济政策，而非依赖英国主导的特惠制。例如，澳大利亚在战后加强了与美国的经济联系。
结论
帝国特惠制在二战前是英国维持帝国经济联系的重要工具，但战争的现实需求和战后国际格局的变化使其事实上被放弃。到20世纪50年代，随着战后重建和去殖民化进程的加速，这一制度逐渐成为历史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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