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华德：人工智能引发的失业与目标感缺失对社会产生的影响

12月9日，橡树资本发布的霍华德关于AI泡沫讨论附言部分讨论人工智能引发的失业与目标感缺失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有人能解释他的疑问吗？

11月18日，巴克莱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美联储理事克里斯托弗·沃勒（Christopher Waller）强调“近期股市对人工智能的热捧尚未转化为就业增长”。这令我感到矛盾，因为我认为人工智能的核心影响之一将是通过提升生产力来消减岗位。这正是我的忧虑所在。
我主要将人工智能视为一种不可思议的节约劳动力的工具。先锋集团（Vanguard）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兼投资策略部全球主管乔·戴维斯（Joe Davis）指出：“对大多数（可能占到五分之四）的工作岗位而言，人工智能将带来创新与自动化的双重效应，能够节省人们当前约43%的工作时间。”（《指数视角》（Exponential View），9月3日） 
由此衍生的就业前景令人倍感忧虑。我十分担忧那些因人工智能而失业，或因人工智能无法就业的人群的处境。乐观主义者认为“历次技术革命后总会催生新岗位”。但愿这一规律在人工智能时代依然成立，但仅凭希望难以支撑未来，而且很难预见这些新岗位将从何而来。诚然，我既非未来学家也非金融乐观主义者，正因如此，1978年我将投资从股票转向债券的决策显得尤为明智。
乐观主义者还声称“人工智能对生产力的积极影响将极大加速GDP增长”。对此我有几点质疑：
GDP的变化可视为工作时间的变化乘以每小时产出（即“生产力”）的变化。人工智能提升生产力的作用在于：生产所需商品的工作时间更少——意味着更少的劳动力。或者换个角度看，生产力的飞跃或许意味着相同劳动力能生产出更多商品。但若大量岗位被人工智能取代，人们如何负担得起人工智能催生的新增商品？
我难以想象人工智能与当今所有打工人并肩工作的场景。就业率怎能不下降？人工智能很可能取代大批初级岗位：那些无需判断力的文书工作者，以及翻阅法律典籍查找判例的初级律师。甚至可能包括制作电子表格和整理演示材料的初级投资分析师。据说人工智能解读核磁共振影像的能力已超越普通医生。驾驶员是美国从业人数最多的职业之一，而无人驾驶车辆已悄然到来。那么当前出租车、豪华轿车、公共汽车和卡车的驾驶员将何去何从？
我猜政府的应对方案可能是所谓的“全民基本收入”。政府直接向数百万无业者邮寄支票。但忧虑者如我仍发现其中隐患：

支票资金从何而来？我预见的失业潮意味着所得税收入减少，福利支出增加。这将进一步加重日益萎缩的劳动群体负担，预示着未来更严重的财政赤字。在这个新世界里，政府还能支撑不断膨胀的赤字吗？更重要的是，工作给予人们的远不止薪水。工作赋予他们晨起的意义，为生活注入节奏，使其在社会中扮演有价值的角色并获得自尊，更带来挑战，而战胜挑战的过程能带来满足感。这些价值将如何被替代？我担心大量领取救济金的人终日无所事事。我担心近几十年来采矿业与制造业岗位流失，与阿片类药物成瘾率攀升及预期寿命缩短之间的关联。
此外，如果我们淘汰了大量初级律师、分析师和医生，那些需要数十年来磨砺判断与眼界才能解决重大问题的资深专家，又该从何处寻得？
哪些职业不会被淘汰？我们的子孙后代该为哪些职业做准备？想想机器无法胜任的工作，我首先想到的是水管工、电工和按摩师这类体力劳动者。或许护士会比医生收入更高，因为他们提供的是亲力亲为的护理。那么顶尖艺术家、运动员、医生、律师乃至投资者究竟有何不同？我认为是天赋或洞察力，人工智能或许能复制，或许不能。但这些领域需要多少顶尖人才？过去一位总统候选人曾表示，将为所有因离岸外包失业的人发放笔记本电脑。我们究竟需要多少笔记本电脑操作员？
最后，我担心少数居住在沿海地区、受过高等教育的亿万富翁会被视为通过技术发明导致数百万人失业的罪魁祸首。这将加剧社会和政治分裂，让世界变成民粹主义煽动者的温床。
在我有生之年，我见证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进步，但在很多方面，我怀念我成长时那个更简单的世界。我担心这将成为另一场重大变革。这番论述于我毫无乐趣可言。乐观主义者能否解释，我错在哪里？ 
有趣的是，Vanguard的乔·戴维斯指出：2025年达到65岁的美国人将创历史新高，并且约有1600万婴儿潮一代将从现在到2035年之间退休。人工智能难道仅弥补这一缺口？这倒是个乐观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