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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投资的殿堂中，屹立着几座令人仰望的丰碑：一位是深谙市场哲学的乔治·索罗斯，一位是价值投资的泰斗沃伦·巴菲特，还有一位，便是运用数学与代码精准把握市场脉搏的量化投资先驱——詹姆斯·西蒙斯。三人之中，西蒙斯的名字或许并非最为响亮，但他所创办的文艺复兴科技公司（Renaissance Technologies）旗下的“大奖章基金”（Medallion Fund），却缔造了堪称奇迹的投资回报。自1988年至2018年的三十年间，该基金仅有一年录得4%的微幅亏损，平均年化收益率竟高达惊人的66%。尤为令人瞩目的是，在市场剧烈动荡、危机四伏的年份，大奖章基金的表现反而更加耀眼。
例如，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之际，其收益率达到了骇人的128%；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之时，收益率更是飙升至152%。当市场哀鸿遍野，投资者纷纷溃逃之际，西蒙斯的基金却能精准捕捉机会，逆市大赚，“量化之王”的美誉绝非浪得虚名。
更值得探究的是，索罗斯的投资心法对于普通人而言，犹如镜花水月，难以捉摸；巴菲特的价值投资体系虽然看似门槛不高，但真正登堂入室、融会贯通者寥寥无几。
相较之下，西蒙斯所倡导的量化投资，对于那些拥有扎实数学、物理学功底，并且精通计算机编程的专业人士来说，更像是一座等待开掘、潜力无限的金矿。这也预示着，量化投资正成为未来机构投资的主流方向，无数精英已投身这股浪潮。这位传奇的数学家、投资家和慈善家，于2024年5月10日与世长辞，享年86岁。1938年出生的詹姆斯·西蒙斯，似乎从生命的最初就怀揣着两大热情：一是探索数学的无穷奥秘，二是创造可观的经济财富。
在数学领域，西蒙斯的天赋展露无遗。他20岁便从麻省理工学院（MIT）毕业，仅仅三年之后，年仅23岁的他就成功获得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数学博士学位 。求学期间，他不仅在学术上勇猛精进，个人生活也同样“硕果累累”——早早完婚并育有三个孩子。家庭的责任，让年轻的西蒙斯迫切地寻求稳定的经济来源。他最初在哈佛大学任教，但两年后便感到缺乏挑战。随后，他加入了国防分析研究所（IDA），主要负责破译苏联的军事密码。在那里，他与众多顶尖的科学家和密码学家共事，其中不乏后来成为他事业重要伙伴的杰出人才，例如隐马尔可夫模型的发明者以及相关算法的奠基人。
国防部的工作一度让西蒙斯感到满意，薪酬优渥，工作压力也不算太大，这让他有余暇继续沉浸在数学研究之中，并发表高质量的学术论文。然而，平静的生活往往暗藏波澜。在国防部任职期间，西蒙斯因一次公开向媒体发表长达六页的反越战宣言而触怒了上层。结果可想而知，他当天就被解雇了。
失去工作的西蒙斯面临着养家糊口的重担，而国防部的工作经历因其高度机密性，也无法体现在他的履历上。幸运的是，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当时正在积极筹建数学系，他们对西蒙斯此前发表的数学论文印象深刻，于是向他抛出了橄榄枝，邀请他出任数学系主任。那一年，他才29岁。
尽管年纪轻轻，西蒙斯在管理方面却展现出过人的智慧和魄力。他深知，对于一所大学而言，卓越的教授团队是最核心的资产。因此，他不遗余力地从自己的母校以及全球顶尖学府延揽英才，并且深谙“投其所好”的用人之道。他体恤学者们不愿在行政杂务上耗费心神，便尽力为他们营造纯粹的学术研究氛围。对于那些对薪酬有较高期望的学者，他敢于开出双倍的优厚待遇。凭借这种诚意和决心，他成功吸引了众多学术界的重量级人物加盟。当然，慧眼识珠的他偶尔也有看走眼的时候。例如，他曾非常看好自己的小学弟丘成桐——也就是后来荣获菲尔兹奖，并在近年直言中国数学发展存在不足的丘成桐大师——但当丘成桐提出终身教职的请求时，西蒙斯未能应允，这成为他日后颇感遗憾的一件事。
在广纳贤才的同时，西蒙斯自身的学术追求也从未停歇。他后来荣获了奥斯瓦尔德·维布伦几何学奖，这个每五年才颁发一次的奖项，是几何学领域的至高荣誉之一。此后，他还与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华人几何学巨匠陈省身共同发表了举世闻名的“陈-西蒙斯理论”（Chern-Simons theory）。这一理论对理论物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被广泛应用于从超引力到黑洞探索等诸多前沿物理研究领域。至此，西蒙斯在学术界的声望达到了新的高峰。然而，人生总是在得失之间摇摆。在当时的美国社会风气之下，他的婚姻遭遇了危机，妻子移情别恋。
深受打击的西蒙斯不仅选择了离婚，还毅然辞去了大学的教职。这一决定在整个美国数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当人们得知这位数学天才打算转行投身金融投资领域时，无不扼腕叹息，认为这是学术界的巨大损失，甚至有人认为他“堕落”了。他的父亲更是为此伤心不已，曾坦言：“我更希望向别人介绍我的儿子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而不是一个商人。”或许，父亲并未能完全洞悉儿子内心的雄心壮志。此时的西蒙斯，正准备在他人生版图上开辟另一块疆域——实现他年轻时便已萌发的第二个兴趣：赚钱。他决心闯荡投资界。
彼时的华尔街，主流的投资方式仍然是依赖基金经理个人判断和经验的主观投资，而量化投资尚处于萌芽阶段，远未形成气候。西蒙斯创立的公司，便是后来在全球金融市场声名远播的“文艺复兴科技公司”。但在创业初期，他本人也曾在主观投资和量化投资的道路选择上举棋不定。早在国防部任职期间，他就曾利用业余时间构建了八个初步的量化交易模型。然而，当他将这些模型投入实战检验时，却遭遇了滑铁卢，亏损惨重，证明这些早期的模型尚不具备实战价值。与他一度合作的一位主观投资者，则凭借敏锐的直觉，成功押中了黄金的牛市行情，从每盎司200多美元一路做多至800多美元，斩获颇丰。但好景不长，这些盈利很快又在波动的利率市场中化为乌有。最终，这次短暂的合作以分道扬镳告终。独自前行的西蒙斯经过反复的思考和实践，愈发坚定了深耕量化投资的决心。于是，他开始积极招募具有编程背景的专业人才作为合伙人，不断进行模型的测试、迭代与优化。他尝试过基于历史数据进行回测的简单策略，例如，研究某个资产连续上涨三天后，第四天继续上涨的概率。但这类粗浅的策略并未能带来持续的盈利。他又聘请了专业的程序员，致力于提升数据的清洗质量和处理效率，并尝试使用颗粒度更细的分笔数据（如A股的订单簿tick data通常用于高频预测）来构建更为复杂的交易模型。
然而，由于西蒙斯本人有每天抽三包香烟的习惯，办公室里弥漫的二手烟让程序员难以忍受，这次的合作努力也未能取得预期的成功。他还曾尝试使用日线数据，并引入马尔可夫链模型来描述市场行为的随机过程。为此，他甚至专程邀请了该领域的顶尖教授参与研究，但模型的预测效果依然不尽如人意。这一连串的探索和挫折，不仅耗费了大量的资金和精力，也在公司内部引发了不少矛盾和困惑，使得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的发展一度步履维艰。心灰意冷的西蒙斯回到了他的母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熟悉的校园里漫步，试图排解心中的郁闷。
机缘巧合之下，他遇到了一位数学系的资深教授。两人相谈甚欢，针对西蒙斯在量化投资领域遇到的困境，这位教授高屋建瓴地提出了三点至关重要的建议：你的模型运算和交易频率过低，几天才进行一次调整是远远不够的，至少需要将频率提升到每日一次。不能仅仅依赖日线数据进行分析，必须采用包含更多市场微观信息的日内数据（intraday data）。每次下单的资金量，应该与模型预测的盈利概率紧密挂钩，实现动态的风险调整。
这三条建议如同拨云见日，直指西蒙斯此前策略的痛点，令他茅塞顿开，欣喜若狂。通常情况下，一位老板在遇到这样的高人指点后，可能会热情邀请对方加盟，并许以高薪厚职和公司股份。但西蒙斯却展现了他非同寻常的商业头脑，他反其道而行之，对教授说：“不如您直接投资入股我的公司，我们携手并肩，共同将这份事业做大做强？”就这样，西蒙斯不仅获得了价值千金的专业指导，还成功地为公司引入了一笔关键的投资。事实证明，伯克利这位教授的洞察力确实非凡。经过短短半年的策略调整和模型优化，西蒙斯的公司终于迎来了转机，开始持续稳定地盈利。时间来到了1988年。随着公司经营状况的改善，西蒙斯与这位教授合伙人之间的经营理念分歧也逐渐浮出水面。主要的分歧点在于，教授认为西蒙斯过于执着于追求商业利润，似乎缺乏知识分子应有的清高与风骨，对此感到颇为不满。最终，西蒙斯以六倍于初始投资的价格，回购了教授所持有的全部股份。教授则重返象牙塔，继续他的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生涯，而西蒙斯则再一次失去了他的事业合伙人。
但此时的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羽翼已渐丰满，或许已经不再像创业初期那样迫切需要外部的合伙人了。从1990年开始，大奖章基金便开启了其波澜壮阔的传奇盈利之旅，在此后的近三十年间，几乎再未让投资者蒙受亏损。1990年，基金的费前收益率（即扣除管理费和业绩分成之前的原始收益率）高达78%；1991年为54%；1992年为47%；1993年为54%；1994年更是创造了令人瞠目结舌的94%的收益。如此惊世骇俗的投资回报，使得大奖章基金的资产管理规模如同滚雪球般持续膨胀。然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可能一帆风顺，瓶颈期也悄然而至。之前为西蒙斯带来丰厚利润的商品、外汇、债券等传统资产类别，在1994年之后似乎逐渐失去了往日的魔力，收益率开始出现下滑。面对新的挑战，西蒙斯果断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也更复杂的股票市场。
为此，他甚至专程从华尔街知名的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挖来了一位资深的金融专家，共同研究和开发针对股票市场的统计套利策略。然而，两人倾力打造的模型，在实际运行中的表现却差强人意，收益平平。经过长时间的反复复盘和深入讨论，他们一致认为：模型的设计理念和数学逻辑本身是相当出色的，历史数据回测的结果也令人鼓舞，但将模型策略转化为实际交易指令的计算机程序却存在严重的缺陷和不足。问题的症结找到了——公司内部缺乏顶尖的计算机编程人才。那就着手解决问题。在当时的科技行业，哪家公司的程序员水平最为顶尖？答案无疑是蓝色巨人IBM。于是，西蒙斯凭借其敏锐的嗅觉和果断的行动力，成功地从IBM招揽了两位才华横溢的计算机科学家——罗伯特·墨瑟（Robert Mercer）和彼得·布朗（Peter Brown）。
如果读者朋友们曾经阅读过李开复博士的著作，或许对彼得·布朗这个名字不会感到陌生。李开复博士很早以前就曾对彼得·布朗的专业能力给予过高度评价，他无疑是一位编程领域的杰出人物（AI语音识别）。这两位技术大牛加入文艺复兴科技公司后，立刻展现出强大的研发实力，夜以继日地工作，最终编写了长达50万行的高效交易代码。经过严格的实盘测试，这个平均持仓周期仅为两天的短线交易策略表现异常优异。但它也存在一个亟待解决的瓶颈问题：一旦投入的资金规模显著扩大，策略的盈利能力就会出现明显的衰减。要彻底解决这个规模限制问题，仅仅依靠两位顶尖程序员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继续在全球范围内招兵买马，广纳贤才。不久之后，彼得·布朗在IBM工作时的整个核心技术团队，几乎都追随他跳槽加入了西蒙斯的公司。这个新加入的团队中，不乏思维活跃、技术精湛的年轻后起之秀。其中一位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在仔细审阅了罗伯特·墨瑟和彼得·布朗先前编写的交易代码后，不禁直言不讳地指出：“你们目前采用的编程语言和架构，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已经有些过时了！我们新一代的程序员，现在普遍都使用C++这种更先进、更高效的编程语言了！”这番话，对于公司里原有的那些资深数学家们而言，不啻于醍醐灌顶。这些新加入的、精通现代编程技术的程序员，为文艺复兴科技公司带来了全新的思维和解决问题的工具，也为公司未来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很快，在新鲜血液的助力下，股票交易策略的资金容量瓶颈问题得到了有效的解决，公司的股票模型开始持续稳定地贡献利润。然而，随着财富的快速积累和公司规模的不断壮大，人性中的一些固有弱点也开始逐渐显现。
例如，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之际，其收益率达到了骇人的128%；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之时，收益率更是飙升至152%。当市场哀鸿遍野，投资者纷纷溃逃之际，西蒙斯的基金却能精准捕捉机会，逆市大赚，“量化之王”的美誉绝非浪得虚名。
更值得探究的是，索罗斯的投资心法对于普通人而言，犹如镜花水月，难以捉摸；巴菲特的价值投资体系虽然看似门槛不高，但真正登堂入室、融会贯通者寥寥无几。
相较之下，西蒙斯所倡导的量化投资，对于那些拥有扎实数学、物理学功底，并且精通计算机编程的专业人士来说，更像是一座等待开掘、潜力无限的金矿。这也预示着，量化投资正成为未来机构投资的主流方向，无数精英已投身这股浪潮。这位传奇的数学家、投资家和慈善家，于2024年5月10日与世长辞，享年86岁。1938年出生的詹姆斯·西蒙斯，似乎从生命的最初就怀揣着两大热情：一是探索数学的无穷奥秘，二是创造可观的经济财富。
在数学领域，西蒙斯的天赋展露无遗。他20岁便从麻省理工学院（MIT）毕业，仅仅三年之后，年仅23岁的他就成功获得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数学博士学位 。求学期间，他不仅在学术上勇猛精进，个人生活也同样“硕果累累”——早早完婚并育有三个孩子。家庭的责任，让年轻的西蒙斯迫切地寻求稳定的经济来源。他最初在哈佛大学任教，但两年后便感到缺乏挑战。随后，他加入了国防分析研究所（IDA），主要负责破译苏联的军事密码。在那里，他与众多顶尖的科学家和密码学家共事，其中不乏后来成为他事业重要伙伴的杰出人才，例如隐马尔可夫模型的发明者以及相关算法的奠基人。
国防部的工作一度让西蒙斯感到满意，薪酬优渥，工作压力也不算太大，这让他有余暇继续沉浸在数学研究之中，并发表高质量的学术论文。然而，平静的生活往往暗藏波澜。在国防部任职期间，西蒙斯因一次公开向媒体发表长达六页的反越战宣言而触怒了上层。结果可想而知，他当天就被解雇了。
失去工作的西蒙斯面临着养家糊口的重担，而国防部的工作经历因其高度机密性，也无法体现在他的履历上。幸运的是，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当时正在积极筹建数学系，他们对西蒙斯此前发表的数学论文印象深刻，于是向他抛出了橄榄枝，邀请他出任数学系主任。那一年，他才29岁。
尽管年纪轻轻，西蒙斯在管理方面却展现出过人的智慧和魄力。他深知，对于一所大学而言，卓越的教授团队是最核心的资产。因此，他不遗余力地从自己的母校以及全球顶尖学府延揽英才，并且深谙“投其所好”的用人之道。他体恤学者们不愿在行政杂务上耗费心神，便尽力为他们营造纯粹的学术研究氛围。对于那些对薪酬有较高期望的学者，他敢于开出双倍的优厚待遇。凭借这种诚意和决心，他成功吸引了众多学术界的重量级人物加盟。当然，慧眼识珠的他偶尔也有看走眼的时候。例如，他曾非常看好自己的小学弟丘成桐——也就是后来荣获菲尔兹奖，并在近年直言中国数学发展存在不足的丘成桐大师——但当丘成桐提出终身教职的请求时，西蒙斯未能应允，这成为他日后颇感遗憾的一件事。
在广纳贤才的同时，西蒙斯自身的学术追求也从未停歇。他后来荣获了奥斯瓦尔德·维布伦几何学奖，这个每五年才颁发一次的奖项，是几何学领域的至高荣誉之一。此后，他还与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华人几何学巨匠陈省身共同发表了举世闻名的“陈-西蒙斯理论”（Chern-Simons theory）。这一理论对理论物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被广泛应用于从超引力到黑洞探索等诸多前沿物理研究领域。至此，西蒙斯在学术界的声望达到了新的高峰。然而，人生总是在得失之间摇摆。在当时的美国社会风气之下，他的婚姻遭遇了危机，妻子移情别恋。
深受打击的西蒙斯不仅选择了离婚，还毅然辞去了大学的教职。这一决定在整个美国数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当人们得知这位数学天才打算转行投身金融投资领域时，无不扼腕叹息，认为这是学术界的巨大损失，甚至有人认为他“堕落”了。他的父亲更是为此伤心不已，曾坦言：“我更希望向别人介绍我的儿子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而不是一个商人。”或许，父亲并未能完全洞悉儿子内心的雄心壮志。此时的西蒙斯，正准备在他人生版图上开辟另一块疆域——实现他年轻时便已萌发的第二个兴趣：赚钱。他决心闯荡投资界。
彼时的华尔街，主流的投资方式仍然是依赖基金经理个人判断和经验的主观投资，而量化投资尚处于萌芽阶段，远未形成气候。西蒙斯创立的公司，便是后来在全球金融市场声名远播的“文艺复兴科技公司”。但在创业初期，他本人也曾在主观投资和量化投资的道路选择上举棋不定。早在国防部任职期间，他就曾利用业余时间构建了八个初步的量化交易模型。然而，当他将这些模型投入实战检验时，却遭遇了滑铁卢，亏损惨重，证明这些早期的模型尚不具备实战价值。与他一度合作的一位主观投资者，则凭借敏锐的直觉，成功押中了黄金的牛市行情，从每盎司200多美元一路做多至800多美元，斩获颇丰。但好景不长，这些盈利很快又在波动的利率市场中化为乌有。最终，这次短暂的合作以分道扬镳告终。独自前行的西蒙斯经过反复的思考和实践，愈发坚定了深耕量化投资的决心。于是，他开始积极招募具有编程背景的专业人才作为合伙人，不断进行模型的测试、迭代与优化。他尝试过基于历史数据进行回测的简单策略，例如，研究某个资产连续上涨三天后，第四天继续上涨的概率。但这类粗浅的策略并未能带来持续的盈利。他又聘请了专业的程序员，致力于提升数据的清洗质量和处理效率，并尝试使用颗粒度更细的分笔数据（如A股的订单簿tick data通常用于高频预测）来构建更为复杂的交易模型。
然而，由于西蒙斯本人有每天抽三包香烟的习惯，办公室里弥漫的二手烟让程序员难以忍受，这次的合作努力也未能取得预期的成功。他还曾尝试使用日线数据，并引入马尔可夫链模型来描述市场行为的随机过程。为此，他甚至专程邀请了该领域的顶尖教授参与研究，但模型的预测效果依然不尽如人意。这一连串的探索和挫折，不仅耗费了大量的资金和精力，也在公司内部引发了不少矛盾和困惑，使得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的发展一度步履维艰。心灰意冷的西蒙斯回到了他的母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熟悉的校园里漫步，试图排解心中的郁闷。
机缘巧合之下，他遇到了一位数学系的资深教授。两人相谈甚欢，针对西蒙斯在量化投资领域遇到的困境，这位教授高屋建瓴地提出了三点至关重要的建议：你的模型运算和交易频率过低，几天才进行一次调整是远远不够的，至少需要将频率提升到每日一次。不能仅仅依赖日线数据进行分析，必须采用包含更多市场微观信息的日内数据（intraday data）。每次下单的资金量，应该与模型预测的盈利概率紧密挂钩，实现动态的风险调整。
这三条建议如同拨云见日，直指西蒙斯此前策略的痛点，令他茅塞顿开，欣喜若狂。通常情况下，一位老板在遇到这样的高人指点后，可能会热情邀请对方加盟，并许以高薪厚职和公司股份。但西蒙斯却展现了他非同寻常的商业头脑，他反其道而行之，对教授说：“不如您直接投资入股我的公司，我们携手并肩，共同将这份事业做大做强？”就这样，西蒙斯不仅获得了价值千金的专业指导，还成功地为公司引入了一笔关键的投资。事实证明，伯克利这位教授的洞察力确实非凡。经过短短半年的策略调整和模型优化，西蒙斯的公司终于迎来了转机，开始持续稳定地盈利。时间来到了1988年。随着公司经营状况的改善，西蒙斯与这位教授合伙人之间的经营理念分歧也逐渐浮出水面。主要的分歧点在于，教授认为西蒙斯过于执着于追求商业利润，似乎缺乏知识分子应有的清高与风骨，对此感到颇为不满。最终，西蒙斯以六倍于初始投资的价格，回购了教授所持有的全部股份。教授则重返象牙塔，继续他的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生涯，而西蒙斯则再一次失去了他的事业合伙人。
但此时的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羽翼已渐丰满，或许已经不再像创业初期那样迫切需要外部的合伙人了。从1990年开始，大奖章基金便开启了其波澜壮阔的传奇盈利之旅，在此后的近三十年间，几乎再未让投资者蒙受亏损。1990年，基金的费前收益率（即扣除管理费和业绩分成之前的原始收益率）高达78%；1991年为54%；1992年为47%；1993年为54%；1994年更是创造了令人瞠目结舌的94%的收益。如此惊世骇俗的投资回报，使得大奖章基金的资产管理规模如同滚雪球般持续膨胀。然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可能一帆风顺，瓶颈期也悄然而至。之前为西蒙斯带来丰厚利润的商品、外汇、债券等传统资产类别，在1994年之后似乎逐渐失去了往日的魔力，收益率开始出现下滑。面对新的挑战，西蒙斯果断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也更复杂的股票市场。
为此，他甚至专程从华尔街知名的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挖来了一位资深的金融专家，共同研究和开发针对股票市场的统计套利策略。然而，两人倾力打造的模型，在实际运行中的表现却差强人意，收益平平。经过长时间的反复复盘和深入讨论，他们一致认为：模型的设计理念和数学逻辑本身是相当出色的，历史数据回测的结果也令人鼓舞，但将模型策略转化为实际交易指令的计算机程序却存在严重的缺陷和不足。问题的症结找到了——公司内部缺乏顶尖的计算机编程人才。那就着手解决问题。在当时的科技行业，哪家公司的程序员水平最为顶尖？答案无疑是蓝色巨人IBM。于是，西蒙斯凭借其敏锐的嗅觉和果断的行动力，成功地从IBM招揽了两位才华横溢的计算机科学家——罗伯特·墨瑟（Robert Mercer）和彼得·布朗（Peter Brown）。
如果读者朋友们曾经阅读过李开复博士的著作，或许对彼得·布朗这个名字不会感到陌生。李开复博士很早以前就曾对彼得·布朗的专业能力给予过高度评价，他无疑是一位编程领域的杰出人物（AI语音识别）。这两位技术大牛加入文艺复兴科技公司后，立刻展现出强大的研发实力，夜以继日地工作，最终编写了长达50万行的高效交易代码。经过严格的实盘测试，这个平均持仓周期仅为两天的短线交易策略表现异常优异。但它也存在一个亟待解决的瓶颈问题：一旦投入的资金规模显著扩大，策略的盈利能力就会出现明显的衰减。要彻底解决这个规模限制问题，仅仅依靠两位顶尖程序员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继续在全球范围内招兵买马，广纳贤才。不久之后，彼得·布朗在IBM工作时的整个核心技术团队，几乎都追随他跳槽加入了西蒙斯的公司。这个新加入的团队中，不乏思维活跃、技术精湛的年轻后起之秀。其中一位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在仔细审阅了罗伯特·墨瑟和彼得·布朗先前编写的交易代码后，不禁直言不讳地指出：“你们目前采用的编程语言和架构，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已经有些过时了！我们新一代的程序员，现在普遍都使用C++这种更先进、更高效的编程语言了！”这番话，对于公司里原有的那些资深数学家们而言，不啻于醍醐灌顶。这些新加入的、精通现代编程技术的程序员，为文艺复兴科技公司带来了全新的思维和解决问题的工具，也为公司未来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很快，在新鲜血液的助力下，股票交易策略的资金容量瓶颈问题得到了有效的解决，公司的股票模型开始持续稳定地贡献利润。然而，随着财富的快速积累和公司规模的不断壮大，人性中的一些固有弱点也开始逐渐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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